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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27年的中国商人与文献批评与理论构建

2019-05-16 20:59:13

商人与*的研究主题,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长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似乎都束缚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体系或者“现代化”的理论取径,而对中国近世的*、社会变迁与商人的观念、行动间的互动关注不够。其实,讨论近世商人与*的关系如不从商人本身的角度动身,并且与急剧的社会变革相联系,其视野上既有盲点,论述也必流于牵强。对商人而言,*意识的抬升与降低以及*参与的程度等等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力的冲击如何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变动,以及他们本身的利益,而他们又该如何因应这些变量。本人研究的重心即在于透过商人自身的视线,去梳理商人与*、社会三者间的互动史实,进而分析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与理论启示。在此研究中,以1911至1927年的江浙地区为考察对象,先看看晚清以来该区域内社会变迁的态势与商人的变化,再对近世3种主要的*力:革命、战争、民族主义运动对社会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做具体研究,然后分析*力冲击下商人所出现的种种变化。

1、文献批评

1980年代前,“商人与*”的主题在中国大陆学界主要被置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框架中加以讨论:其一,侧重分析*运动的“阶级基础”。如立宪运动的阶级基础、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其二,将商人划为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认为阶级属性决定*立场。其三,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如软弱性、妥协性、两面性)及其本源,如“封建脱胎”说、“工业弱小”说、“*幼稚”说等等。(注:主要可参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7月。)

1980年代后,关于中国近世商人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学者们突破以批判为主的论述模式,试图对“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在近代历史中的表现给予一定的公正评价,其研究工作多侧重于讨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或按照资产阶级的阶层分析法将多数商人纳入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范围,与“大资产阶级”或“买办阶级”作些辨别。稍后,又开始对“买办阶级”及“大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尽可能将这些概念具体化,而避免*化的定性分析。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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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仍多从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史的角度来进行,*色采仍很浓。对晚清商人的研究,更是被置于辛亥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

作为对资产阶级团体分析的一种路径,1980年代后商会史热潮在大陆亦开始兴起,分析的动机多出于更加清晰地了解资产阶级的*动向。所以在时段上、价值取向上均有鲜明的时期特点。此前讲“民族资产阶级”,其所指多停留在“维新派”、“革命派”以及知识精英的身上,而真正的商人却反而被淡忘。商会史的研究者将“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重新提出,从而根据新的基础来判断“民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特点。在这些研究者的笔下,商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构成”,成为“资产阶级争取*地位与利益,和与帝国主义与封建权势斗争的重要场所”。论者们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的增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认为它没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注: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待发表中。)

进入1990年代,学者们开始在研究中尝试着引用各种新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了进展:其一,商人的*参与意识。学者们认为商人的*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二,商人与政府之间关系。论者多以“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需求作为分析其与政府关系的关键,把商人与政府的离合作为判断其*独立性或进步与否的标尺。其三,商人在*运动中的表现。多数学者认为在晚清至民初期间,商人们的*表现呈"M"型,商人们在1860年代后*上日趋活跃,至清末立宪运动及辛亥革命到达第一个高峰。后来由于反对“二次革命”*上出现倒退。1915年后,政局日趋混乱,商人们的*表现又呈上升势头,到1920年代中期,达到第二个高峰。但在国民党上台后,遭到压榨,终究丧失了“*自主性”。(注:关于1990年以后研究的具体评述,请参见冯筱才“中国大陆近代商人之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26期,1998年9月,第87~98页。)

在西方,1960年代后,一些学者即在从事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名的工作,强调商人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所做的贡献。或者以“对抗论”来重新阐释商人与政府之关系。官商关系长久以来都是他们讨论的焦点。如陈锦江(Wellington K.K.Chan)、曼素恩(Susan Mann Jones)、小科布尔(Parks M.Cobl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等人均有相干专著问世。(注:Wellington K.K. Chan,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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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Susan Mann,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1987;Marie-Claire Bergère,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1911~1937(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Flammarion,1986).translated by Janet Llov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中文版由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以下援用该书均为中文版页码);Joseph Fewsmith,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其中白吉尔与傅士卓的著作主要讨论的即是1911~1927年的政商关系。白氏在其著作中将1911~1927年视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资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趋势突起,取得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上也日趋觉悟,并曾试图去建立一个自己的政权。然而最后却归于失败,“资产阶级”走上了依附国民党的道路。而傅士卓的著作,主要从上海的商业组织入手,去探究晚清至国民党上台之间商人与*关系的演变。他认为上海的商人自晚清后,由于观念的变化,组织的创建,自治运动的参与,日趋表现出*方面的发展,五卅运动则代表“商人组织*化”的一个高峰。1927年后国民党人曾试图以党化商民组织整合上海商人,但遭到反抗,最终双方妥协,构成一种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曼素恩则关心“民间力量”的成长,认为它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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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对“国家”的反抗。小柯布尔等人更把“政府”视作阻滞商业发展的力量。

台湾学者如李达嘉、张桓忠等人亦就商人与*发表了多篇著述。(注:李达嘉:《商人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1895~1914》(以下皆简称《商人与*》),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1995年;又:“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关怀和决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上册,1994年6月;“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同上,第27期,1997年6月;“五四前后的上海商界”,同上,第21期,1992年6月;“上海商人与五卅运动”,《大陆杂志》,第79卷第1期,1989年7月;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1996年。)特别是李达嘉在其以“商人与*”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自1895-1914年,“近代中国商人*意识逐步兴起”,但是面对*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注:达嘉:《商人与*》,第285~287页。)

历史研究应当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月,第55页。余氏认为:现代的史学论文大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一般而言,史学工作者都应遵照十九世纪艾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研究的对象是问题而不是断代。”)常常什么样的问题便决定有什么样的历史叙述与解释。以“商人与*”的题目而论,以上中外学者,虽然关注的重心不一,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却相差不大,基本上是围绕着“商人为何不能在*上有所作为”或“中国近代商人为何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展开的。这些问题其实均在预设中国近世的商人群体有*企图,但是由于自身的力量虚弱或强权的压制而最终未能实现。我的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中国近世商人真的想在*上有所作为吗?他们真的想构成一种独立的*气力吗?

其实,上面许多学者在研究“商人与*”时,多以上海作为其举证的唯一中心。但是,欲通过对*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来视察商人的*动向,笔者认为难度极大。*之谜中,哪些是商人的“做秀”?哪些又是他们的真意?左右商人行动的种种因素,哪些是上海特有的,哪些又是在别处可遇到的?不作认真深入的考察是很难发现的。

笔者认为,要看清中国近世商人的*观念与行动,仅从上海着眼是远远不够的。商人的特性,固然有地域的差别,但在职业范围内,商人的共性确实是存在的。而如何找出这些共性,就需要我们将视察的视野放开阔一些。即便要了解上海商人的*旨趣,笔者认为亦应将上海放在江浙地区之中作1比较,而不能把它“典型化”。要判断商人的*动向,首先便需要有一个恰当的视点。

其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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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预设的*化框架去套商人的言行。论者往往先预设商人有*志向,或与“国家”相对立,然后便将论述重心放在分析为何此种意愿不能实现。但是此种条件本身即需要证明。此种取向往往是由于论者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引发的。有时我们可以发现偏激的*倾向充满于论者的文字之中,对党派*的讨厌和对“军阀”个人的不喜欢,致使分析流于粗糙。虽然有时论者可能找到一些例子来作局部证明,但均未能明了事实的全部。为什么我们不能先放弃预设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或避免使用一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概念(如“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从商人所经历的事实本身出发去作适度的分析呢?

再次,论者常常没有将研究主体作适度界定。在他们的研究中,民族主义运动与革命、战争等不作区分,对内与对外混为一体;所谓“资产阶级”,不分商人与“知识分子”甚或“党人”。论者笔下主要关注的所谓“*”其实主要以“*作为”为核心,诸如商人的*参与、*意识的觉悟甚至所谓“自由主义”等等,因此他们笔下的“商人”失去了商人的本来面貌,而成为了“泛*化”的“虚拟对象”,但是这却根本不是民初中国商人的主要形象。由于此种严重偏狭,我们很难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民初商人对*的真实反应。

总之,史家对民初商人与*的关系虽然已有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研究视角、理论架构与概念界定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许多描述既未能摆脱*化的思惟框架,疏忽了商人自身的根本诉求,因此没法对民初商人的行动有一个合理联贯的解释。

2、概念的厘清

晚世中国社会无疑处于急剧变迁当中。经过内部因素的嬗变及外力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机制均有巨大的改变。此种变化,无论是文化象征、行为准则、价值体系的层面,还是*制度、经济结构等层面,均有广泛的表现,这即是笔者所谓的“变革社会”。把“商人与*”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来作考察,能使我们注意到种种变化因素的作用,而避免静止孤立的分析。

“商人”1词,在近代汉语中含义甚广,几近涵括了各种与民生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但国内外学者在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时,采用的概念往往其实不都是“商人”二字,而是随着考察时期的更替有所变化。如于明清时期便径直用“商人”称呼研究主体,清末民初后则多根据阶级分析法,将工商业者归入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亦有称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等。此种分析明显带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很是不利。尤其是“资产阶级”1词,由于其概念范围甚广,把知识分子、党人、军人甚至学生等等均包括其中,而这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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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旨趣却相差甚远。所以笔者认为这个词语最不适合用作分析商人的概念。近十多年来,这类状况有了改观,一些论者开始使用具有限定意义的替换概念来指代商人阶层,如“早期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等等,虽然这些替换词语能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但其本质实际仍未跳脱“资产阶级”的概念框架。另一个目前使用甚为频繁的词语“绅商”,因其界定不易,且难以分清“绅”与“商”的区分,其实亦不能滥用。(注:当然,“绅商”是近世中国历史上既存的概念,而且在许多时候,地方上的活动是由“绅”与“商”一同参与的,乃至未必能分清哪些工作是“绅”做的,哪些工作又是“商”做的。在此时,我们可能不能不采用“绅商”一词。但是,如果事实上可能的话,便要尽可能分开来讨论,否则不能看清两者的区别。本文中,笔者亦遇到此一问题,但如果可以分清角色,便尽可能不使用“绅商”1词。)

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历史主体最好直接使用当时社会上惯用的称呼,或者他们自己所使用的名词,最好不要使用带有褒贬色彩或者意识形态成份较浓的词语。如果后来的研究者一定要用新概念来对某一社会群体作归纳,那末,这种归纳不应出现众多指代不明或者有“史料前预设”的问题。(注:所谓“史料前预设”,笔者意指论者在讨论某一历史问题时,不是从史料入手,而是从某一特定理论框架或者意识形态入手,预先确定一些假设,然后去从史料中寻觅“证据”证实。)因此,笔者径直用“商人”这一中性的概念来指称本研究的主体。

本研究中所指的“商人”是一个泛指性概念,其定义则以民初所颁布之“商人通例”为准。(注:1914年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人通例)规定商人为商业之主体,而商业则包括以下17类;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兑换金镶业或贷金业、赡承信托业、作业或劳务之承揽业、设场屋以集客之业、堆褛业、保险业、运送业、承揽运送业、牙行业、居间业、代理业。参看张士杰编,《商人宝鉴》,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第425页;陶汇曾编:《商人通例释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10月,第13页;刘绍基编,《商人要览》,南京书店,1933年4月,第14~25页。)不过,我认为在讨论近代商人问题时,应把一些虽然侧身于商界,但其主要活动却在政界或者党军界或学界的人和普通商人作适当的区分。就其主流来讲,商人自然是以经商为其主业,其兴趣和理想亦在其中。不能把一些暂居商界的党人、政客作为商人的代表来举证。甚至“商客”也不能算作民初中国商人的主流。(注:罗志田曾在一篇论文中援用杨荫杭所谓“商客”一词,来指代民国初年新出现的介于政商之间的边缘小社群。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近代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沿知识分子的兴起〉,《开放时期》,1999年7、8月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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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讨论商人与*的问题,多喜欢从商人组织入手。这固然有其研究的方便,亦能带来许多的启发,但是问题可能也很多。此种“团体分析”,有时会因取证的难度而容易将一些个人的行为当做是集体的行动;即使作者确切是使用了“集体证据”,但可能会忽视团体可能受个人或派别的操纵。论者可能因过分重视个别团体如商会,而忽视其它商人团体,或者更多商人个体的表现。尤其是在处理商人与*关系的主题时,此种问题对观点的影响尤其大。本研究中的“商人”,将尽可能从个体出发,同时注意在具体的*事件中组织与个人态度的差别。

所谓*,在本研究中主要指近世3种主要的*力: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战争。笔者主要讨论的是这三种*力对商人造成的冲击及商人的反应。近世中国商人与*关系密切,商业发展与*变革既息息相关,商人之事业更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同时*变迁亦加剧了商人阶层的复杂化,近世*党派甚至渗透进商人社团而影响商人的活动。

之前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商人与*,多以上海为中心,或认为上海具有代表性。(注:李达嘉:《商人与*》,第285页;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121页。)但是在近世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最为独特的城市,其*化、商业化及国际化程度均是其它都市不能相比的。处此环境中的上海商人又如何能作为中国商人的代表?论者以上海为讨论中心,笔者认为主要出于两个缘由,一个是史料的缘由,研究上海,史料容易搜集;另一个原因则是理论框架的影响,由于上海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城市,各种形态的商人都可找到。更因为此地的商人受“*场”的影响往往较大,(注:讨论商人与*的关系,必须考虑到“*场”的影响。“场”的概念是借自物理学,按照《辞海》的定义,主要指“散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亦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情势。”(《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1440页。笔者用“*场”,指一定区域内的*活动的强度。包括*人物数量、*言论及宣传的多寡、*事件发生的频率、民众*意识的强弱等等。而在上海,由于集中了大量的*人物、*性的宣扬媒体、*事件发生频率也高,所以“*场”大。在强大“*场”中,人们往往会受到场力的影响而使行动言论均出现一种“*化”的表象。但这类“*化”未必反映人们自身的真实意识,往往是在外在的“场”的压力下一些被动的表现。)而且容易观察到,采取不同理论框架的研究者也许均可以找到其所需的例子,所以上海便成为学者们论述的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投向上海之外,便就会发现上海可能并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注:Joseph Fewsmith,Party, 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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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1930,pp.12~13.)

由“上海中心论”动身,一些学者可能会在潜意识中将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对峙起来视察,(注:关于“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的使用,可参见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第31页;[美]柯文(Paul A.Cohen):《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215~219页;费正清(Fairbank,John 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3页。不过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沿海”和“中国内陆”是两个界限比较模糊的抽象物。它们首先是提示性的用语,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工具。同上书,第31页。)而造成对中国历史割裂的认识。其实他们所说的“沿海”又主要局限于上海一地。但是这种划分,对他们研究的“沿海”来说,因过分重视那些与“西方经验”类似的现象,而忽视在相同的时空情境下发生的其它基本事实。这无疑误解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所具有的异于西方的历史本质。因此,笔者虽然赞同区域史的研究取径,但是在“近世商人与*”这1主题上,却不认为沿海中国与内地中国存在本质性的差别。(注:固然,在沿海一些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经济权势的存在,尤其是租界的设立,使得生活在这里的商人可能会更受各种*运动的影响。但是这类影响是不是改变了多数商人的观念甚至行为,以致他们与其他生活在非通商口岸的商人有根本的不同,可能需要我们通过具体的考察来分析。更重要的是,即便真的有一些口岸商人*化比较明显,我们亦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是商人的代表或典型,而必须考虑到左右其言行的众多的外界因素。)选择江浙区域做此个案,主要是基于史料的熟悉与自身的了解,而不是认为江浙区域有着与其它地区完全不同的历史脉络。当然,即使是同一事件,各地的历史经验亦不尽类似,江浙地区更因其特殊的*、经济及文化区位,(注:所谓“区位”,系借自经济地理学概念,其简单的定义,“一般是指某一地区在与外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中所形成的空间关系,即个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地理位置的含义大致相同。”(丁萍萍主编:《经济地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3月,第4页)。在本文中,笔者以该词指由某地由历史及现实因素所构成的事件产生的背景。)许多方面均与其它地区有显著不同。但是这类历史表象方面的差异并不能掩盖基本脉络的相似。

选择“江浙商人”为讨论主体,则是由于:1、江浙两省在地理上的密切联系、历史行政上的归属和区域文化上所具有的众多共同点,使得人们在习惯上便以“江浙”合称。(注:《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一册,宗青图书公司印行,1932年9月,序,第1页。)江浙民众在心理上亦承认此种联系。这可由历史上以及海外至今尤存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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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浙”命名的同乡会馆得以证明。而“江浙商人”此1概念本已存在于众多的文献之中。2、江浙两省间商品、金融、信息、人员的频繁流通,使得他们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经济利益。而在开拓外地市场时,江浙商人往往因地域文化的相似更易联成一气,两省之外的人便自然把江浙两省商人视为一体。这类共同纽带因为5口通商后上海崛起而得到极大的强化,上海成为江浙商人最大的事业基地。所以,在经济上,江浙商人的概念可以成立。不过要说明的是,采用此1相对化概念并不否认两省商人之间剧烈的商业竞争和各自具有的独特性,更不认为他们是一个绝对同质的群体,而是从他们的基本关怀着眼的。3、江浙两省商人群体经常也被人们冠以“江浙财阀”、“江浙财团”、“江浙资产阶级”、“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江浙帮”等等其它名称。这些概念如果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未尝不可,但如果把它们泛化,作为两省商人群体的普遍性概念则切切不妥。盖这些概念均附加了额外的*或意识形态的成分,容易产生误导。使用“江浙商人”亦是为了尽量减少历史描写中的主观成份。

在晚世社会变迁这1历史进程中,1911-1927年可谓是一特别阶段。1911年的革命虽然在短时间内未对社会的制度和传统造成激烈的冲击,但是,由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性成果却对往后中国社会的广泛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笔者把它作为讨论的起点。而1927年后由于*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变迁进程与这之前有重大的差异,故姑且以1927年作为讨论的时间下限。固然笔者不认为历史可以切断地理解,因此在具体讨论时,先回溯晚清之际商人与*的变化,以确立一个“变”的出发点。同时,笔者亦会将这16年的经验与此前及1927年后作一定的比较,以更清晰地看出在近世中国,“商人与*”关系变迁的脉络。

三、理论架构

研究近代商人的大陆学者最初多采取革命史框架。所谓革命史框架,即从革命者的立场去推演商人的行动与言论,并且,以“革命”作为评判商人行动的终究标准。此种研究途径,虽然可以揭露历史的一些面相,但常常掩盖了更多的史实。

1980年代后,大陆学者,除一部分人坚持革命史框架以外,一部分人改向现代化框架。他们多从两个角度入手:1、晚清民初的政府做了若干努力,其推出的许多措施有助于现代化的开展;2、商人则努力为“中国初期现代化”做贡献,但是终究并未成功。因而在他们笔下,商人们化作了一个个为了“现代化”或“振兴民族”等高尚目标而去工作的“虚拟人”,丰富的历史内容便简化成资产阶级失败史。商人隐身于此一框架当中,丧失了应有的面貌。

1990年代,一些学者以“市民社会理论”来解释商人,虽然较前面的研究路径有新意,但这一理论模式是不是能适用于中国,学界一直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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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类视角的新转移,未能从根本上脱离泛*化的模式。因为已有的从这种路径出发的研究,其重心仍以预设的理论前提入手,如预设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真正从商人自身来探究其在晚世社会中的角色与行动,并分析其与*间关系的著述非常罕见。(注:采用市民社会研究路径的主要可参考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1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

西方学者,除早期的左派史家所做的资产阶级研究外,1970年代后的研究则主要是限定于“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当中。而研讨的重点则在于讨论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如白吉尔、傅士卓、陈锦江、曼素恩等人。虽然他们的主题不一,但是透过商人的研究来观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对抗,仿佛均是其核心。

但是,如一些学者的研究所揭示的,在中国,官员与地方精英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儒家*策略”的合作。(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第101页;亦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第248~250页。)而所谓的“社会精英”增强的活动或者“*表现”,更多地是由于“国家”的权威降低,官员未能尽到责任之故,而非一种成心的独立倾向。只要“国家”恢复了它的权威,相应“社会精英”的表现便又重返原位。笔者认为这便是与西方迥然相异之处。近代欧洲出现的贵族与王室争取*权利的历史图景在中国不容易见到。普通民众所能理解的“*哲学”里,“国家”有其固定的职责与任务,而“地方精英”有其职责所守,一个稳定的*秩序已保持了几千年,这类“定式”为民众所熟习。所以“国家与社会”框架,笔者认为也不适用于民初中国的历史。

有些台湾学者的研究虽然在理论上未受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暗中却是以其作为理论预设的标靶。他们的研究,仿佛带有与大陆学者论战而做的意味,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脱离意识形态框架。由于其论敌曾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而有意弱化商人的角度或功能,故李达嘉等人转而认为在“商战”的旗帜下,以政府的支持,商人的角色因而日渐重要,在民族主义浪潮的激荡下,商人不但在经济事务上担当起对外竞争的重担,更积极参与*事务,有时对政局的发展能够发挥相当程度的影响。(注:主要参见李达嘉较早的研究论文“上海商人的*意识和*参与”。)此种积极的评价,虽然可找一些表面的证据,但却远离商人的实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商人因社会功能的加强,而有许多主动的“*参与”或“*愿望”的说法,更使人怀疑。故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只是针对大陆史家而做的反方向的努力,却未料到依然偏离了问题的核心:商人们想的主要是*,还是商利?

商业的发达有赖于*的稳定与私有财产制度的规定。贸易则意味着法定或惯定的度量衡及价值标准的应用。(注:[英]T?G?威廉斯(Thomas.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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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s):《世界商业史》,陈耀昆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9月,第3页。)商业的发展无疑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及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政经制度环境。(注:所谓“财产权”,笔者在本文中采用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定义。诺斯认为,财产权是个人安排其本身的劳力与在具有的物品劳务之权利。安排是许多条件的产物:法律、组织形式、履行和行为规范,亦即制度架构。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成绩》,刘瑞华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11月,第43页。到这里,读者肯定会反诘笔者,为何你前面批评一些学者使用“西方概念”或以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历史,而你又在这里借用西方词汇作论文的中心概念呢?!笔者其实不反对引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但却有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我反对在引用时存在“史料前预设”。我不同意一些学者在阅读历史资料前,便已肯定一个西方的理论或概念来做预设的条件。其实,我对使用西方概念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那些使用者或多或少均存在预设判断的问题。这些“史料前预设”,我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另一个相关的前提是,你所使用的西方理论或概念是否具有“普适性”,还是“特殊性”的经验的产物。笔者认为像“产权”是个普适性的问题,任何人类社会均存在这1问题。但是有些概念,比如“资产阶级革命”便是一个欧美特殊历史经验的产物。如果一个概念或理论可以判断是“普适性”的,那么相对的援用自然是可以的。)此点正是决定商人*取向的根本。(注:吴伦霓霞、莫世祥等人曾认识到趋安厌乱,保持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决定商人们*态度的重要根据。〈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相似的观点亦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张桓忠认为上海商人*文化是“以社会安定为前提,*理想为后置”。总的*态度偏向保守,且知时善变。张桓忠,前引书,第306页。)在此,笔者以多年来对本论题相干的史料浏览与理解作基础,尝试着提出一个“产权与秩序”的解释框架,用来讨论近世中国的商人与*关系。笔者认为,在一个社会中,私有产权愈不能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性则愈差。而就民国初年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影响社会稳定性即产权变动的*因素主要有:革命、战争与民族主义运动等。每当这些事件发生时,社会便极可能出现动荡,秩序呈现危机,商人感受到私有财产受到威胁。为应付变局,他们会设法挽救,因此,私有产权出现危机之际,常常正是商人“*参与”较热烈之时。

笔者承认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与社会系统的维持中,“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作用特别重大。(注:关于“自生自发秩序”,请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irich A.Von Hayek):《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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