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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解任何君主都不希望将相

2018-11-08 12:17:48

a_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解任何君主都不希望将相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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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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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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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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