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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原是个天文学术语

2019-05-16 20:59:09

看到作者的名字“冯自由[注: 冯自由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人。出生于日本,自幼留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改名自由。]”,我乐了。是的,众人都道黄金好,唯有钱财忘不了,自由这个词确切鲜有人去提。与时俱进,自由已然蜕变成浪费的自由,而不是星体在轨道上运行的自由。 作者冯自由自述作书的直接动机:“乃观晚近人心变幻,与时俱进,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益觉编辑革命史之举为迫在眉睫。”本书出版时,才是中华民国[注: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成立于1912年的民主共和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及联合国五个主要开创会员国之一。]10七年,谈论民国建国前的历史,已是恍然如梦,“白头宫女说玄宗”了。

“此乃民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作者疾呼。历史认同感是民族认同感的底色,是国家的根基,况且是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如何看待历史与如何缔造未来,这本来就是同一命题。尔后的民国历史也验证了这一点。

章炳麟[注: 章炳麟(1869.1.12-1936.6.14),字枚叔,号太炎,又名章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思想家。]在同年七月作序,这样介绍作者:“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因而可知,这是一本亲历者秉端正谨慎态度而作的史书,有其不可多得的珍贵价值。

作者少年时即订交孙逸仙和陈少白两位先生,自兴中会到同盟会,大小数10战役,十之八九知晓,且主持香港《中国日报》,又借“稽勋”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调查,虽然中途因为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的逮捕有资料散失,确已有三十年的积累。

参与和见证革命的日人萱野长知,已然脱离政治去开矿做实业去了,致信冯自由,提出宝贵建议,并预言了这本书将会让故人泉下得慰藉,亚洲纸贵,感慨地说:“所说中华革命运动,革命党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主座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于此,数十年于兹矣。而革命大业得以屹然于世界者,其经过历史,千头万绪,无一非诸同志惨憺经营断头流血之收获物也。” “惨憺经营”、“断头流血”这样的字眼,可谓字字泣血,道尽革命艰辛。

史书按时间顺序,断代到武昌起义前,即“民国开国前”,贯穿其中有人物传略,会、盟、组织的来龙去脉,革命风潮,独立运动,重要战役,宣扬刊物的来历,革命党与洪门、欧美志士和日本志士关系等,读起来,倒是有档案解密的性质,绝对没有论断在前,框架叙述形式化、枯燥无味之感,相反,人物栩栩如生,如徐锡麟[注: 徐锡麟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

年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的活动。],如秋瑾,如熊成基[注: 熊成基,男,生于1887年,1910年去世,清代人。-xiongchengji],如黄复生和汪精卫[注: 汪兆铭,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一股血雨腥风扑面而来。

徐锡麟被斩首、剖心、烹肝而食;秋瑾曝尸于街,初无敢收葬者。执政者对暗杀者恨之入骨,使的自然是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里头积淀下来的最拙劣、最黑暗的滥污手段。而革命者挖空心思弄破坏,用的也是炸弹、子弹,新学来的高科技手段。

革命之激烈,不是红,便是黑,让所有灰色的缓冲地带荡然无存。懵懂学生和熟人老乡,被胁迫去搞暗杀的不乏其人;被认为是出卖了熊成基的无辜者孙竹丹被“用铁哑铃重击其脑,双目凸出而死,后乃割尸数段,盛于箱中,抛弃海上。”此时,即便执政者内有明白人,却是非主流,无力协调。冯煦力就不主张对徐锡麟用私刑,说:“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但是,没人听。

无疑是当权者不自知的愚蠢、贪婪、横暴、傲慢、自私,又失去了几乎所有成熟、理性的政治智慧的建言和改变的可能,使得身家性命与这一体制一起倾覆,同时使得众生一同历经劫难。

至此看来,中华民国无疑是一颗“暴力革命”的果实,而暴力也似乎是革命的宿命本质。

美籍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P31-P33)中考察,“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哥白尼[注: 尼古拉·尼古拉?哥白尼(拉丁语名字:Nicolaus Copernicus,波兰语名字:Miko?aj Kopernik,]的《天体运行论》,指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天体周期运动,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革命”1词的原意是“复辟”,参加者都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恢复被绝对君主专制或殖民政府的滥用权利所破坏和践踏的事物的固有秩序。

邹容在其《革命军[注: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叙言中也说过,“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事实证明,带有“保种”色采的“驱除鞑虏”,只不过是在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的一种政治诉求的表达。当一种高度发达乃至过分纤巧、自成循环系统的文明被武力征服之后,其恢复力在延续遭受压制后转而构成巨大的破坏力。

破坏力越大,也就反衬最基本的恢复力被压制的有多么深切。革命对双方来讲都是一种延续存在和持续积累,不知历史中革命的本质和指向才是最为危险的,更不用说对革命的片面误解,那就是,把手段和现象视为本质与目的。

革命结出果实,才是革命,否则只能在史书中被称为“叛乱”或“起义”。不能不说,现在的我们,还在享用这颗“革命”的果实。仁人志士的鲜血,在此确切力透纸背。“革命”果实的珍宝在于

,它指向的不是暴力,不是毁灭,而是自由的存在和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是由于这个“枪杆子”指向的不是消灭存在、消灭表达自由,而是建立存在和建立表达自由,才建立起政权,具备合法性。

民国的建立,指向的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注: 政治体制是指政权结构的组织形式及相干法律和制度,简称政体。政体一般指一个国家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地域,政治体制都不尽相同。],到后来究竟有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双方之力又在怎样地蜕变和纠结自不必说。毋庸置疑的是,革命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古老的、与生俱来的存在,那就是人的权力,言说的自由,政治存在的自由。公平和同等正是隐藏在这个自由之下。

革命的最终目的将会执拗地彰显,恢复初衷,恢复那种在自己的轨道上独立运行的星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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