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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新政权诞生柳亚子究竟为何牢骚太盛

2018-11-08 12:09:32

1949新政权诞生柳亚子究竟为何牢骚太盛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开天辟地君真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1]

1949年3月28日夜,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唱和不断的柳亚子写下了这首《感事呈毛主席》,诗中弥漫着他内心的不满和牢骚,流露出了归隐故乡之意。[2] “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指说服蒋介石交出政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个天大的难题。这是柳亚子对中共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不满。这一天离柳亚子到北平不过十天、毛泽东进北平只有三天。一个月后(4月29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在心向往之的新政权即将诞生之际,柳亚子竟然“牢骚太盛”几乎成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谜,柳亚子“牢骚太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自毛泽东的诗在1957年的《诗刊》第一期上发表至今,还没有人提供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最近,孙有光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1949年柳亚子住在颐和园时,他是负责其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员,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以及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田家英送来毛泽东的上面那首诗的经过。当事人的回忆大大有助于我们破解柳亚子的“牢骚”之谜,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听鹂馆请柳亚子夫妇吃饭,对他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事当面作了批评,并对没有邀请他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等做了一些解释,周说:“因为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没有麻烦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3]周恩来对柳亚子的劝慰透露了其牢骚的重要原因。只是孙有光记忆的时间有误,查柳亚子4月22日日记,没有一字记载,倒是他6月28日记有和周恩来在听鹂馆晚餐,但同席的人很多,有张友渔、徐冰等共13人,“乘舟而去,徒步而归,余颇有醉意”[4]。参照宋云彬7月4日日记,周恩来和他谈话应该是这一次,这一天,宋云彬曾收到他的来信,其中有“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这样的话。[5]

此外,仔细对照孙有光的回忆与柳亚子、宋云彬当年的日记,有许多回忆也并不准确、可靠。如孙回忆,“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1日在北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将六国饭店作为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和工作的地方,包括柳亚子在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都要全部搬出,3月29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益寿堂。“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所以他才写下了那首不无牢骚和幽怨的诗《感事呈毛主席》。“总的说来,柳亚子的牢骚,是从3月26日通知让他从六国饭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给他送诗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发生的。”[6] 这番回忆多处有误:

实际上,他到北平几天即开始流露出了不痛快,3月20日晚上,他出席李维汉、周扬主持的学术工作者会议,“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7]3月24日,“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8]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南社盟主被摈于文协筹委会常委之外,话虽说得轻松,其中却不无苦涩的滋味,实际上“牢骚”已露出端倪。

这和他进北平前的发脾气可不一样,3月17日叶圣陶日记称:“晨起甚早,亚老示以二绝。昨夕在车站等候较久,亚老向招待人员发脾气,既而悔之,遂作二绝。其一云:

驱车夤夜入沧州,俸禄中宵动旅愁。

蛇影杯弓疑过敏,如虹剑气浩难收。

其二云:

谩骂灌夫原失态,数奇李广不成名。

水心两字能箴我,克己终怜负友生。”[9]

3月25日的云彬日记中就谈及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10]这与柳亚子后来写给儿子柳无忌一家的信中所说“我到此后,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那也不去管他了。”[11]前后可以相互印证。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柳亚子的“牢骚”也不是从这一天开始的,而是踏进北平不久就有了。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据柳亚子4月22日的日记,那天他到陈叔通处,钱端升、齐燕铭来,才知“将迁入颐和园休养”,“或将与不辨菽麦的载湉小丑,同其命运欤!一笑!”[12]与孙有光回忆3月26日决定将他移居颐和园相距近一个月。

第二天(4月23日)下午,他到颐和园益寿堂看屋,“结果,非常满意,遂决定星期一搬家。”[13]

星期一即4月25日,这天下午他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宋云彬等也是这天搬离六国饭店)。后来他将自己移居颐和园以后的诗集名为《万寿集》,前面有一段话称,齐燕铭说让他们夫妇住到颐和园休养,是“奉毛主席之命”。3月28日,柳亚子写下“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句时,离移居还有近一个月,可以断定移居不是他牢骚的原因。何况根据柳亚子日记、书信,他对移居颐和园是满意的,4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余俩住益寿堂之正落,共五间。心清住西厢,安排甚妥贴。” [14]他在1949年诗集《光明集》第九卷中也说,4月23日去看了颐和园的房子,“其圆满超出意外”。几天后住入那里,“自今而后,其将安我神而悦我魂欤!”[15]5月13日,他给关系密切的画家尹瘦石写信:“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16] 6月14日他给柳无忌一家的信中说到“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好环境好房子来住也。”[17]7月15日,他在给执弟子礼的曹美成信里也说:“我因身体关系,毛主席要我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18]其中虽不无牢骚与不平,却不是因为移居颐和园引起的。

他写《感事呈毛主席》诗时,离毛泽东到北平不过三天,这个原因恐怕不成立。实际上,毛3月25日下午到北平,他就作为三十个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当晚,毛就派车接他到颐和园饭局,共有两席,主人外,有他、郭沫若、陈叔通、章乃器、张东荪、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及刚到北平的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共20人。毛虽没有单独接见他,对他也是优礼有加,他也是兴奋难以,当夜即赋诗四首,其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赞誉,看不出有什么。

倒是他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在他参与创建的民革也到受排挤,2月28日,即在他到北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可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何况他曾是民革的秘书长,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他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至于“无车弹铗怨冯驩”,出入没有专车确实给年事已高、高度近视的他带来很大的不便,对此他确实有意见,但决非他“牢骚太盛”的根本原因。

3月25日,柳亚子日记说:“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19]到底深谈些什么,他本人的日记没有只字透露,好在宋云彬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

“愈之”就是胡愈之,其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却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21],长期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他和柳亚子“深谈”决非是一般朋友之间谈话那么简单。作为一位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人,胡愈之负有特殊的使命,当他察觉柳亚子不忘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不无“居功自傲”之嫌,有意以张申府的例子敲山震虎。

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书生气十足、看问题比较中肯的宋云彬对胡的评价很低,他后来在日记中说过“此公对朋友全无诚意。”[22]他显然不同意胡的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说:“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23]这已经是在嘲笑胡愈之误解毛泽东的意思。

第二天(3月26日),柳亚子日记“上午,在云彬处与愈之长谈,颇有意义。”[24]但宋日记没有记。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亚子和胡愈之长谈后写下的,可见谈话不仅没有消除他的牢骚,反而使他产生了归隐之念,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大的牢骚。从胡愈之所举张申府的例子,我们也不难解读柳亚子的“牢骚”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历史,他跟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酬唱,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一贯反对蒋介石,可是当他兴冲冲进北平之后,发现他并没有受到那么重视,李济深、谭平山都远在他之上。7月15日他给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赖得过问。”[25]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被比他年轻的朋友宋云彬看在眼里。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岁,直到1942年才在桂林相交,却是一见如故,关系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忆》中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其时香港刚刚沦陷,柳亚子逃难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柳亚子在这里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创办了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担任副社长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义印行了《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1946年8月2日,宋云彬写过《柳亚子》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情叙述颇详,其中说在桂林时,“我和柳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朝夕过从”。[26]1947年,宋云彬、柳亚子先后来到香港,两人也常有来往。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即请宋云彬担任秘书。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柳亚子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写信给请宋云彬相助,其中有“弟与我兄,均为二十年前风云中硕果仅存之后死者”之句,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宋云彬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都曾遭到通缉。1949年,他们应邀同船北上,又一起来到北平。

正因为两人交情不浅,宋才对柳的“牢骚”感到忧虑。4月6日下午,宋走马灯似的参加了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和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刚好是柳亚子发言,谈及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他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劝止。他说:“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27]罗迈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柳亚子一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有他对自己的定位:“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28]他认为,自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29]他之所以请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正是一种牢骚,是对当时自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受排挤的不满。

4月7日宋云彬日记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30]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31]

但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因此而结束,4月11日,他写给尹瘦石的信中说:“关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概在五月底召开,我本来也是一个筹备委员,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现在,遵照医生的嘱咐,已请假一个月,不再去开会了。”[32] 4月27日,他搬到颐和园的第三天,路过乐善堂,看门的不让他进去,“一怒冲锋”,看门者也无可奈何,他不无得意地记入当天的日记中。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畅游颐和园各处景致,乘画舫渡昆明湖回到住处,收到毛泽东送来“牢骚太盛防肠断”一诗,心情激动,连写两诗《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分别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与“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等句子。但从他5月1日写在庆祝“五一”诗前面的一句话来看,他的“牢骚”并没有得到缓解:“余寂居颐和园,与外界潮流渺不相涉,思之惘然,诗以自讼云尔。”[33]分明有一种被冷落、被闲置的抱怨。这天下午他正在午睡,“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是“谈诗甚畅”,然后到昆明湖上泛舟,“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也。……润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34]很显然,他在兴奋的同时也担心领袖开的是“空头支票”。毛走后,他即写下《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第九次用同一韵律,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惜,金粉楼台胜渡江”。

5月5日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也是马克思的诞辰日,当年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中有“中山卡尔双源合”之句。上午,毛派秘书田家英来接他到碧云寺,他称自己是“孙先生之信徒,又为毛主席之挚友,今日之游,悲喜交集”,接连写了四首诗。然后,“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35]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面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36]当夜,他仍兴奋不已,虽“倦极不堪”,还写信数封,到半夜才睡。

5月21日,毛泽东复信柳亚子称“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对他提出成立国史馆与在故乡江苏担任职务泼了冷水(“(国史馆)弟个人亦不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吃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并劝慰他:“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37]原因是他进北京不久,就有人妄加评议他的诗作,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处于极度冗奋之中,到处给人送诗,确实是泥沙与金子俱下。他曾为此写信给毛,“醉尉夜行”一语即出自《感事呈毛主席》初稿中的“醉尉夜行呵李广”一句。得到领袖的宽慰,无疑消解了他的部分不满。难怪6月14日,柳亚子给儿子的信里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38]6月17日,毛泽东还派田家英及警卫员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亚子的牢骚一直没有停止,心情时好时坏,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40]6月5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拜访宋云彬,叶圣陶、傅彬然等也在这里,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宋、傅是成员,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他到了办公室,看见桌上的墨水瓶,随手拿起掷了过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向柳亚子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宋云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说柳亚子夫妇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回来后与叶圣陶、金灿然说这个事,叶以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1]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但从性格上说,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气质,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早在1946年写的那篇《柳亚子》文中,宋云彬就说过,在桂林时期,“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有人以为柳先生脾气坏,我却觉得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爱处。”[42]正因为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负才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43]5月21日,“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记中都称毛泽东为“老毛”,称毛为“润之”、“润”更是寻常,因为他自认为和毛是“挚友”,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对领袖的不敬。

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个诗人,是个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从来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岁高龄的陈叔通为他的《光明集》写的序言中说:“亚子柳君,当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时有南社,革命诗人所荟萃,君独出冠时。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不折不挠,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45]作为南社盟主,他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曾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他也写下了“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等诗句,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组织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筹办文研会大概就是他作为“诗坛领袖”的最后活动。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4月2日,他与马叙伦谈论“南社临时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看场地,“估计明日将举行南社暨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在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他任主席,从二点半开始,到6点才散,到会的有80人,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来宾资格讲话,欧阳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纷纷发言,最后由柳致谢辞。[47] 叶圣陶伉俪和宋云彬等也应邀而往,可谓极一时之盛,柳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宋日记中说“今日亚老乐矣”。

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5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后“周扬以车送归”。“文代会”之后当然不再需要什么文研会了。

至于柳亚子喜打抱不平,到处写信从以下二事可证,1949年初黄绍竑的侄女黄波拉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来到北平,食宿都发生困难。柳亚子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派秘书对黄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为了画家尹瘦石成为文代会筹备委员的事,到处给茅盾、周扬等写信。此类的事他都热心得很,所以他自称是个“无事忙”的贾宝玉。

7月1日,宋云彬收到了柳亚子回信,他在日记中说“接柳亚老复函,谓:‘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55]

7月4日,宋云彬又收到柳亚子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从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一夕谈后,已经“心平气静”。[56]大概就是这次,他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得知自己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7月8日,宋给柳亚子写了一封回信,并在附诗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附和诗,即《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鵩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58]

三天后(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那里吃午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59]然而对于“热情横溢”的柳亚子来说,他内心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此后,自北行以来写诗不断、到处赠诗的他很长时间几乎都不写诗了,1949年下半年没什么诗,连“开国大典”都没有诗,尽管他被安排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当然,柳亚子的牢骚仍没有告终,直到9月政协会议期间,柳亚子还对夏衍抱怨。当时,夏衍作为华东的代表到参加政协会议,呆了兴奋的10天,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忌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60]

对李济深,他心中不服,他永远忘不了1927年“四一二”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这一幕。他在1949年的日记中有两处提及李时都不怎么友好,一是4月24日,一次聚餐,客人有他、李、俞平伯等三十多人,“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61]他关于这一天的纪事诗有“分我杯羹容李广”之句,与日记有所出入,“分我杯羹”的意思却是相同的,其中充满抑制不住的牢骚和酸葡萄之意。二是4月28日早上接到电话,李济深将于下午二时到颐和园做客,“心清与佩妹准备欢迎,均甚忙碌,余则淡然置之,但亦不免布置一番耳!”下午4点,李济深才来到颐和园,5点到柳的住处,他没有去迎接。“晚饭后客始去,余与心、佩同送之,旋绕乐寿堂一周而返,堂前牡丹盛开,色香均绝,可爱也。”[62]从这些笔墨看,他似乎心情颇好。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

只有5月6日,毛泽东和他相约碧云寺的第二天,李济深等到颐和园看他,他在记事诗中还夸李“将军饶有书生气”,并自注“任潮以武人而娴文翰”。[63]让人颇为意外,大概心情大好之故。他之所以对李济深心存不服,除了对夏衍说的这番话,早在他听说4月3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此前还接见了傅作义之后,就在私下发牢骚说: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64]

李济深当时的地位岂是柳亚子可以比肩的,徐铸成的回忆可以作为旁证。3月18日徐进北平,几天后到北京饭店串门,李济深说自己闷在饭店里无聊,请徐带他出去玩玩。第二天,徐即请李等到饭馆吃饭、戏院看戏。结果负责接待的人埋怨说:“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65]

夏衍称“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宋云彬称柳亚子“天真可爱”,都可谓一语中的,“天真”的诗人革命家又哪里懂得那些权谋、权术、策略,纵横捭阖之道,书生之见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必然是不一致的,他内心的不平衡,他的“牢骚”满腹也是必然的,他的喜怒哀乐都在写在脸上,爱也好、怨也好,都袒呈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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