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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界关于罗斯福与美国进入二战的研究概述

2019-06-07 22:57:31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为何放弃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而进入二战,并积极参与、领导世界事务?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课题。为给国内学者了解美国同行在这一课题的研究状况提供方便,本文特选择美国学者若干年来一些较有代表性和重要的观点作一简要概述。
      
   (一)
  
  二战中,美国的大部分作家和历史学家都站在官方的立场来诠释美国是如何进入二战的。[1] 这个“正统”的解释,也曾以“国际主义者的解释”(Internationalist Interpretation)名噪一时,其要旨归纳如下: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政府把轴心国,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视为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真正威胁,担心轴心国征服欧洲,仅仅是其称霸世界的一块基石。美国政府基于维护世界和平的考虑,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试图运用美国的国际声望与势力来制止这些凶残的轴心国实施其侵略政策。然而,罗斯福的这一计划由于受到国内外的阻挠而未能奏效。国际上,美国的盟国在共同制止轴心国的侵略时,步调不一致,这实际上纵容了轴心国。在美国国内,罗斯福政府也遭遇到强大的“孤立主义”运动的批判与反对。随着欧战的爆发,罗斯福政府选择了一条既不使美国的利益受到威胁,又能中立于战争之外的政策。按照“正统”的观点,罗斯福政府从未考虑过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因为它会冲撞在欧洲摧毁纳粹政权这一基本目标。
  
  1948年,“修正学派”的查尔斯·A·比尔德向这种“正统”的解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2]尽管该书的题目极为平常,但内容却颇具震撼力。比尔德重新扛起“孤立主义”的大旗,批判罗斯福及其外交政策,并引发了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论争。
  
  按照比尔德的观点,罗斯福是一个高超的操控者,他热衷于把美国推向欧洲战场,而全然不顾美国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比尔德认为,罗斯福一直渴望实施其“干涉主义”政策,这可从他早在1937年10月在芝加哥所作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得到说明。在演说中,罗斯福指责法西斯国家把侵略战争的“瘟疫”蔓延到世界各地,并呼吁世界各自由国家起来共同防疫、隔离法西斯国家。比尔德还认为,“隔离演说”的失败,证实在美国的确存在普遍的“孤立主义”情绪,也促使罗斯福作出自认为正确的抉择:为了美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必要无视这种公众舆论。按照比尔德的观点,罗斯福是一位“仁慈、可亲的独裁者,”他固执己见,无视公正舆论,一步步把美国引入战争。比尔德还把罗斯福政府为资助英、俄反德的种种努力,如“租借法案”等,视为使美国增多卷入战争机会的措施,而不是避免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措施。[3]
  
  在书中,比尔德还运用同样的逻辑方法具体分析罗斯福是怎样诱使美国进入太平洋战争的。他没有意识到美国可以通过破译“魔术”电码来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从而弄清日本和谈的真正意图。比尔德被日本的和谈假象所迷惑,天真地相信日本的和谈完全是为了谋求妥协,并批评罗斯福不该拒绝日本谋求妥协的诚意。他还认为,罗斯福拒绝日本的和谈提议(日本首相近卫文 曾希望在1941年7月与罗斯福举行高峰会谈),表明罗斯福不愿与日本妥协,而秘密向往战争。比尔德指出:1941年7月美国对日本的经济禁运;8月罗斯福的强硬声明:日本必须中止在亚洲的所有侵略行动,否则美国将“被迫立即采取任何和所有美国政府认为是必要的行动和措施”;以及罗斯福11月26日的最后通牒: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兵;……这一切无不清楚地表明,罗斯福希望刺激日本,从而激化美日冲突;与此同时,罗斯福又试图在公众面前维护他貌似“孤立主义者”的形象。最后,比尔德指出:罗斯福虽没有扣动板机,但他却“操控日本人开了第一枪。”[4]
  
  “修正学派”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查尔斯·C·坦西尔的《从后门进入战争:罗斯福外交政策,19331941》。[5]他在书中提出一些饶有趣味,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新观点。他指出,三十年代日本并无称霸亚洲的野心,其时它的扩张是恐惧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一个反动。尤其是当苏联向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宣传材料一事曝光后,日本的这种恐惧日甚一日。[6]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的《中俄协定》明文规定禁止共产主义宣传,这种违备《中俄协定》的行为,引起了日本的警觉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最终会威胁到日本的安全。由于满洲在战略和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使得日本强行占领了这一最重要的地区。然而,坦西尔认为,日本政府并不欣赏征服满洲的策略,实际上它一直在担忧,采取如此的行动也许会引发经济的混乱。[7]
  
  坦西尔指出,日本侵占满洲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的好转,相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抗议。其中反对最力的要数赫伯特·C·胡佛总统的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他后来成为罗斯福的陆军部长。坦西尔认为,史汀生是推动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反日的关键人物。史汀生公开支持中国,并制定了不承认受日本操纵的“满洲国”的官方政策(日本在满洲建立的傀儡政权,号称“满洲国”)。这个政策后被称为“史汀生主义。”[8]
  
  坦西尔不能理解史汀生在把中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亲密盟友这一问题上的困惑。坦西尔本人似乎在把日本当作反共基地以阻止红色渗透中国的问题上也心存困扰。他还掩饰甚至公然无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争辩说,反共和对经济的关注,而非史汀生的“和平主义”趋向,应当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内容。坦西尔指出,因为从经济和贸易关系来看,其时,日本是美国的第三大市场,它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三倍于中国。[9]
  
  坦西尔认为,史汀生曾利用一切机会对罗斯福施加影响,甚至在1933年1月9日当史、罗二人在海德公园商议总统选举要事时,史汀生也见缝插针地劝说罗斯福支持其“史汀生主义”和“神圣条约”。[10] 按照坦西尔观点,整个罗斯福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由于受史汀生的影响而被污染了,意即罗斯福对日本的态度有强硬的方面。此外,关于史汀生的影响方面,坦西尔也注意到有一个强烈的种族主义问题在支配着美国的对日政策,从二十世纪初的《移民法》到正在付诸行动的起因于日本侵占满洲的对日制裁莫不如此。毕竟,美国已默认了苏联吞并外蒙古,它为什么不能在日本侵占满洲的问题上采取同样的绥靖政策呢?[11]
  
  在讨论引发对日作战的最直接的事件时,坦西尔大部分同意比尔德的早期解释。坦西尔指出,希特勒为了让美国保持中立,尽量避免在大西洋引发战争,以免给美国找到放弃中立的口实。但罗斯福却开始把日本视为进入欧洲冲突的“后门”。坦西尔在书中写道,日本曾试图对美国作出真正的让步,却遭罗斯福的拒绝。他注意到,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曾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在1940年11月坐下与日本谈判(虽然坦西尔没有说明日本谈判的要点是什么),日本将废弃《三国条约》,并从中国撤兵。最后,坦西尔甚至说,如果美日和谈成功,美国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远东问题,“远东军事法庭使罪人受到审讯,这似乎完全有可能。”[12]
  
  与上述“修正学派”中的“意向论派”(Intentionalist school)不同,“修正学派”中还有另外一个派别,也许可称之为“修正学派”的“非意向论派”(Non-Intentionalist school)。这些历史学家也认为罗斯福政府应对美日战争的爆发负责。但他们争辩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主要是因为罗斯福政府缺乏远见,或政治智慧,而非有意寻找进入欧洲冲突的“后门”。
  
  这一派的早期代表是保罗·施罗德撰写的著作《德、意、日轴心联盟与日美关系,1941》。[13] 施罗德争辩说,在1941年的5月到11月期间,美日两国的谈判位置发生了变化。无容置疑,日本最初处于侵略者的位置,而至11月,情形逆转了,日本要价越来越少,而美国的胃口却越来越大。直到7月中旬,日本的目标仍是扩张,日本希望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而在太平洋彼岸,罗斯福政府仅希望阻止日本的扩张,因为其时美国所关注的重点仍是欧洲冲突。美国政府对保护英国的供给线的兴趣远远大于去拯救中国。然而,当日本威胁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并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时,美国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这使得美日两国的外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4]
  
  施罗德认为,美国对日本的惩罚性禁运,事实上已使日本政府有所收敛,并开始思考其扩张政策产生的可能影响。为了对美国作出让步,日本愿意与德断交、废弃《三国条约》并停止其南进扩张,也许甚至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兵。然而,罗斯福政府此时已在法属印度支那划定了界限,并由于对日禁运的成功其态度更加强硬。到11月份,美国政府的目标不再是遏制(政策),而是迫使日本从占领区撤兵。但大多数美国的军事策略家都反对这项新的政策。他们争辩说,即使中国被日本占领,也不保证美国会卷入战争,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仍是关注欧洲的冲突。军事情报人员也进一步争辩说,给温和的日本近卫政府施加如此大的压力,并迫使其从中国撤兵,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只会导致它的垮台。最后,施罗德批判性地指出,罗斯福政府过于频繁、过多地施压力于日本政府,并不是想挑起战端,而是由于其平庸的外交、短视的政策以及多变的目标所致。[15]
  
  “非意向论者”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是罗伯特·达莱克的《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45》[16]。象“修正学派”中的“意向论者”比尔德和坦西尔一样,达莱克争辩说,罗斯福是一个强硬的干涉主义者,他打算寻找一个“事件”来证明他公开对德采取敌对行动是合理的。[17] 然而,与比尔德、坦西尔的不同之处是,达莱克同情罗斯福,他认为,尽管罗斯福的方法值得商榷,但罗的政策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因而证明罗的方法是正当的也是必要的。[18] 达莱克进一步指出,当罗斯福想寻找一种进入欧洲冲突的途径时,他并汉有把日本当作“后门”来寻找,“但他不能控制的压力迫使他同日本对抗。”[19] 例如,由于罗斯福在1941年8月1日没有明确地指明他打算继续按战前的水平卖石油给日本,从而导致事实上对日本的石油禁运,这引起政策上的混乱,因而使得美国政府的各主管机构拒绝接受日本的贸易申请。“8月3日,罗斯福启程去大西洋的一艘军舰同丘吉尔会晤,一直到9月上旬,他才知道全面禁运已实施了。这时,他认为再改变政策就等于软弱,日本会利用这种软弱,而伦敦和美国的领导人将为之叹惜。”按照达莱克的观点,难以驾驭的局势,而非“拜占廷式”的阴谋,是美国进入二战的基础。[20]
  
  在讨论了战前受罗斯福政府影响的“正统”观点,以及战后不久即出现的与之相左的“修正学派”的论点后,下面将概述“正统学派”在比尔德之后最重要的两本著作。1952年至1953年威廉·L·兰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出版了题为《向孤立挑战,1937--1940年》和《不宣而战,1940--1941年》2卷本最为优秀的“正统”著作。[21]在这两本长达1600多页的著作中,兰格和格利森雄辩地证明,比尔德对1939年到1940年期间罗斯福的目的以及美国人民的精神完全解释错误。他们认为,罗斯福既没有忽视,也没有“操控”公众舆论,相反,罗斯福对他所能体察到的公众的意愿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甚至常常对其政策很受民众支持这一点估计不足。例如,兰格和格利森注意到,罗斯福首创的“驱逐舰交易”和“租借法案”就曾得到国会和民众的强有力的支持。他们还常援引《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上的文章,以及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来佐证美国人民普遍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他们也坦率地承认,民众对罗斯福政策中的“直接军事干涉”内容的支持相对要少些,而对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以及用任何方式资助同盟国反法西斯等内容则普遍拥护。[22]
  
  兰格和格利森进一步争辩说,罗斯福并非象彼尔德和坦西尔所描述的是“干涉主义总头子”,他在所有其它能圆满解决冲突的方法用尽后,别无良策,只得走向战争。罗斯福也非如同“修正学派”所形容的是“战争贩子式的暴君”,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阅历的政治家,他试图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使“干涉主义精神”不断高涨。[23]
  
  1940年夏,随着法国的覆亡,美国国内“干涉主义”抬头,罗斯福抓住机遇,促成对英国的驱逐舰交易。这个高明的政治策略,使他能尽其所能地给英国以援助,也使他借助于“防御”原则,减轻“孤立主义”反对派对他的“驱逐舰交易”的攻击。兰格和格林森
  
  把这一时期视为罗斯福和美国民众感悟战争的转折点,把是年和次年也视为“干涉主义”不断高涨的时期。[24]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第三个学派出现了。由于没有恰当的术语,我们姑且命名之为“实干学派”(Do-somethings school)。这一派不象其它学派那样着重强调罗斯福在构建美国外交政策的作用,其创始人是马克·M·洛恩撒尔。1981年他发表了题为《罗斯福与战争的来临:19371942年美国政策的探原》的力作。他指出,罗斯福是如此一位领袖,其政策面面俱到,但过后却又被加上一些新内容,换言之,他的政策事实上包含了许多他已否决过的内容。[25] 按照洛恩撒尔的观点,美国战前的政策是总统与其下属间非常紧张的结果,总统(不愿或不能)明示他的意图或基本政策目标,或他已决策的限度;而下属在被临时赋予超出总统控制的权力,单独对某些事件负责时,如他们在草拟美国的重大策略时,他们常常想从总统那里得到更多的政策性指导。就总统而言,他渴望做“实事”,但由于其指令含糊而又缺乏重点,最终只能导致行政权的下放。[26] “实干学派”的另一名健将厄特利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罗斯福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其时,美国的外交事务主要由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负责。但罗斯福与赫尔都认可官僚系统的一些奇想,而这个官僚系统有其自身的运作方式。因而罗斯福在制定外政策方面并不起决定作用。
  
  (二)
  
  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学术界围绕着罗斯福在美、日冲突中所扮演角色的论争一直是沸沸扬扬,没有停止过。甚至早在1941年12月7日战争爆发前,一些“孤立主义者”(Isolationist)团体,如“美国第一运动”(The American First Movement),就指责罗斯福试图诱使美国进入反德战争。随着战争的深入,几位“孤立主义者”,如查尔斯·比尔德等开始抨击罗斯福政府关于美国进入二战的官方政策。这些“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认为,强硬的罗斯福政府必须对美国干涉所产生的罪恶承担责任,不管这些干涉,或是通过日本的“后门”乐意诱使美国进入战争;或从其他解释来看,是由于政府对亚洲政策的无能所致。很快,“官方”(Official)的或“正统”(Orthodox)的历史学家对这类“修正学派”(Revisionist School)的观点进行了反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威廉·兰格和埃弗雷特·格利森。在随后的30年中,论争主要集中到罗斯福研究上,把他视为研究二战前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八十年代后,一个新的思想学派出现了,这一派认为,罗斯福其实只是“实干”型的傀儡,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权已从罗斯福手中分离出来,交由国务院执掌了。
  
  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的“罗斯福与美国进入二战”研究经历了由四十、五十年代的争鸣,到六十、七十年代的深入,再进入到八十、九十年代的高潮这样一个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变迁过程基本吻合。这反映了美国的学术与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实用性特点。
     
  注释:
    
  [1]下列两本专著最具代表性:Davis,Forrest, How War Came: from the fall of France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42(戴维斯·福雷斯特:《战争是怎样来临的:从法兰西的覆亡到珍珠港》,纽约:西蒙和斯古斯特尔出版社,1942年);Perkins, Dexter,America and Two Wars.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4(德克斯特·珀金斯:《美国和两次世界大战》,波士顿:小布朗公司,1944年)。他们的观点与罗斯福政府关于这一事件的解释极为相似。
  
   [2]Beard, Charles A.,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 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查尔斯·A·比尔德:《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8年)。
  
   [3]前引书,P6、P33、P74、P98、P126。
  
   [4]前引书,P235-236,P488,P496,P517。
  
   [5]Tansill, Charles C., Backdoor to War: 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1933-1941.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2(查尔斯·C·坦西尔:《从后门进入战争:罗斯福外交政策,1933-41》,芝加哥:亨利·雷吉尼利公司,1952年。
  
   [6]在1929年的满洲边境冲突期间,日本人曾发现苏联向中国传播共产主义宣传材料。
  
   [7]前引书,P90,P97。
  
   [8]前引书,P97-122。
  
   [9]前引书,P497-498。
  
   [10]前引书,P114。
  
   [11]前引书,P147。
  
   [12]前引书,P628-629,其他“意向论者”类似的著作参见:Kubek, Anthony, How the FarEastwas Lost: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munist China, 1941-1949. Chicago:Henery Regenery Company, 1963(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如何丢失的:美国政策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建立,1941-1949年》,芝加哥:亨利·雷吉尼利公司,1963年);Toland, John, 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82(约翰·托兰:《无耻的行为:珍珠港和它的余殃》,金城:双日公司,1982年)。在《远东是如何丢失的》一书中,库贝克同意坦西尔的观点,他强调说,共产主义冲击的蔓延,致使日本在远东加紧扩张,而罗斯福并没有认清共产主义的蔓延将会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在《无耻的行为》一书中,托兰争辩说,罗斯福不仅刺激日本袭击美国,而且他也知道日本袭击的目标将是珍珠港。托兰的这一观点被戈登·威廉·布拉格进一步发挥和具体化。参见Prange, Gordon William, At Dawn we slept: the untold story of Pearl Harbor. New York: McGraw-Hill, 1981(戈登·威廉·布拉格:《在我们熟睡的黎明:珍珠港没有被告知的故事》,纽约:麦格鲁席尔公司,1981年)。
  
   [13]Schroeder, Paul W., The Axis Alliance and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1.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保罗·施罗德:《德、意、日轴心联盟与日美关系,1941》,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58)。
  
   [14]前引书,P173-182,P200-216。
  
   [15]前引书。
  
   [16]Dallek, Rober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
  
   [17]前引书,P285。
  
   [18]前引书,P290。
  
   [19]前引书,P273。
  
   [20]前引书,P275。其他“非意向论者”的著作,参见:Kennan George F., 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乔治·F·凯南:《美国外交,1900-1950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Morgenthau, Hans J.,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1(汉斯·摩根索:《保卫国家利益》,纽约:阿尔福雷德·A·诺普福公司,1951年)。在《美国外交》一书中,凯南论辩说,在二十世纪头五十年中,美国外交政策由于过分受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趋向以及这些趋向在其他方面的期望的影响而变得有些缺陷和不足。摩根索在《保卫国家利益》中简单地论争说,这一时期,由于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不是建立在现实政治之上,而是建立在虚幻的道德原则之上。
  
   [21]Langer, William L. and Gleason S. Everett,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2(威廉·L·兰格和S·埃弗雷特·格利森:《向孤立挑战;1937-1940年》,纽约:哈伯特兄弟出版公司,1952);Langer, William L. and Gleason S. Everett,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53(《不宣而战,1940-1941年》,哈伯特兄弟出版公司,1953年)。
  
   [22]《向孤立挑战》,P6,P201-203。
  
   [23]前引书,P770-772。
  
   [24]前引书,P770-772。关于“正统学派”的其他重要著作,参见:Cole, Wayne S., Roosevelt and the Isolationists, 1932-194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韦恩·科尔:《罗斯福与孤立主义者,1932-1945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3年);Hearden, Patrick J., Roosevelt Confronts Hitler: America’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帕特立克·赫顿:《罗斯福对抗希特勒: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年)。
  
   [25]Lowenthal, Mark M.,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The Search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1937-1942,”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6(1981):413-40(马克·M·洛恩撒尔:《罗斯福与战争的来临:1937-1942年美国政策的探原》,《当代历史杂志》,1981年16期,P413)。
  
   [26]前引书,P414。关于“实干学派’的其他观点,参见:Utley, Jonathan G., Going towarwith Japan, 1931-1941.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乔纳森·厄特利:《1937-1941年走向对日作战》,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出版社,1985年)。
  
   * 作者简介:赵勇(1967--)湖南邵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聂资鲁(1964--),湖南益阳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湖南湘潭师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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