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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和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变

2019-05-17 06: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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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国家机关,主要有内阁、军机处、6部、理藩院、翰林院等。其中,除军机处和理藩院,因当时军事和管理蒙、回、藏等族实际需要,而先后设置外,其余基本承袭明制。而重视对社会发展并没有实际意义的封建礼仪之“虚”,轻视对社会发展有着实际意义的工商之用之“实”的特点。内阁职掌的重要内容是:“厘宪典,议大礼”;<《清史稿·职官志一》>军机处职掌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查考大仪式旧案;6部当中,工部在最末,且其中还有许多诸如营缮坛庙、陵寝、词宇的衙门或任务;而专司其事的礼部,则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下属主要机构,乐部:管理大祭祀大朝会及审定乐器音律事务;太常寺:掌管坛庙祭祀礼仪;光禄寺:负责关于典礼筵席;鸿胪寺:掌管朝会和国家宴会赞导礼仪。理藩院掌外藩政令,但任务之一,是定期朝会。翰林院掌文化,其务虚之事就更多。

中央国家机关,理应重在政务,清朝中央国家机关,轻实重虚,将虚务渗进政务,与政务并重,甚至摆在更重要的地位上,这并不是偶然的。清制基本沿袭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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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制又有更久远的历史渊源,它们都是中国历史的一种结果。

中国由于先人生活地处大河平原,原始农业发达,是带着浓厚的血缘宗法关系进入文明社会的,加上春秋战国孔孟对其“精华”的提炼,早熟的中国大一统政局对这类提炼结果的不断发展、强化,所以,作为上层建筑,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中央国家机关,始终具有强烈的封建性;所以,重虚轻实,就成为它的重要特点。

这种特点,依附着封建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长时间存在。长时间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社会的封闭;与它互为存在基础的基础,是儒家文化和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中,这些条件和基础,都遭到冲击,因而,在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中,这1特点也开始产生变化。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工业革命相继完成,近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也冲击中国,中国出现一股以要办机器制造业为本质特征的洋务思潮。由于洋枪、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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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货这些西方工业产品的明显优越性,“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首先觉悟到要知夷,随之是师夷,师夷之船坚炮利。魏源则进一步提出,要师夷长技,看到了夷之厉害后面本质的东西:近代工业,提出要在广东办工厂,由国家和民间一起来办,既办军事工业,也办民用工业。<魏源:《海国图志·等海篇三》>冯桂芳更进一步看到,近代工业的核心,是机器制造。他在一八六○年前后寻找当时“诸国同时并域”而西方国家“独能自致富强”的原因时,认识到是西方“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有时,他又把“机轮”这类东西,叫着“火轮机”。一八六四年前后,李鸿章较早地把这类东西明确为“机器”,提出要“讲求西人机器。”当年,李鸿章在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奏折中,提到“机器”一词,竟达二十七处。<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以后,“机器”1词,就在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张之洞,薛福成、郑观应,直到康有为、谭嗣同等人那里,被一再反复提到。

并行着这一思潮,洋务企业不断被创办,洋务官僚办了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四十多个兵工民用企业,民间更办了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等一百多个。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影响的扩大和深入,这类企业(尤其是商办企业)也愈来愈多,愈来愈资本主义化。而由于这些企业的创办,又刺激了铁路、银行、学校等服务业的兴起,这就意味着,机器制造这类生产方式,在向交通、金融、教育等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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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各领域产生作用。

因而,洋务思潮又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八十年代,在进步知识分子中构成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中学“莫窥制作之原,循玄文高谈性理,因而我堕于虚,彼证诸实”,<转引自章鸣九《洋务运动后期进步知识分的改革思想》,《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中学重虚,西学重实。在这类文化观念安排之下,实用价值,技艺器数即科学技术,日益得到重视。与此同时,对机器生产方式的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也在层次上不断提高:由官办、商办等微观企业管理思想,上升到以工商为本,改革税制、保护民营等宏观的经济管理思想;由宏观的经济管理思想最后上升到触及西方议院制等*制度的*改革思想萌芽。最后,以康有为“公车上书”为标志,演变成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

传统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一个采用资本主义外壳的封建自救运动。<《洋务运动》,(第一册,叙言)>外壳:资本主义;内核:封建自救。而据以上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实质内容的简略考察,我们却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洋务运动是一个以封建自救为外壳的低层次资本主义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取代运动(以下“取代”取此意)。外壳:封建自救;内核:“取代”,低层次资本主义。(关于此点,详见拙作《对洋务运动内核和外壳的再认识及其理论意义》《赣南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1987年第2期。)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化进程及其实质内容,和它相应,是它的结果。这类相应性和结果性,在晚清主要新中央国家机关,总理衙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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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外国公使驻京,外国事务头绪纷纷,主持抚夷局事务的恭亲王奕担心:“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所以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但咸丰在批准之谕上,同意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多了“通商”2字,为此奕又上奏说:“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再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因此他们若见我们的衙门有“通商”二字,“饶舌必多”,故“拟节去‘通商’2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钱实甫:《清朝的外交机关》>咸丰加“通商”2字,自有控制奕之意,但此外也可见,总理衙门的设置,虽为当时情况下应付帝国主义的一种外交护身自救手段,然其中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却是为他们从重虚轻实立场出发所鄙视的“通商”。而又恰恰正是这1内容,在当时反映和预示着,资本主义通过帝国主义侵犯,对当时中国和当时未来中国的影响。因此,总理衙门的设置,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控制和侵犯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初影响在*机构设置上的最初表现,并同时成为洋务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和原因之一。

所以,在其后不久,又设置了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的主要职掌已扩展为:北洋洋务、北洋海军、招商、各路电线等四项。同时,起先是为了外交自救需要,随后更是为了产生洋务运动(同时又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需要,同文馆又在总理衙门之后于一八六二年正式开办,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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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英、法、俄、德、东文(日文)馆,以供学习各国语言文字。另外,又于同治5年(一八六六年)起,添设各种科学馆,先设算术馆(包括天文馆),继设化学、格致(力学、水学、声学、光学、火学、气学、电学即物理学)、医学三馆,以供学习各种科学技术。

所以,连奕自己也原以为,设立总理衙门,原不过权宜之计,1“俟军务清除,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希望恢复“旧制”,以“虚”为上;而事实上总理衙门一旦设立,就愈来愈对旧制获得明显的优势,不但未被很快“撤裁”,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和深入,其职掌范围,也不断扩大深入,以至在实际上处于和军机处对等的地位。

光绪9年(一八八三年)前,其下属机构主要为英、法、俄、美四股,光绪九年起,又增设海防股,凡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购制轮船、枪炮、药弹、创造机器、电线、铁路及各省矿务,都归海防股掌办。同时,各地还分设海防支应局、军械局、机器局、机器厂、制造局、火药局,和武备、水师等多种学堂。各股之中,唯该股下设具体办事机构。这样,加上英、法、俄、美四股所掌,总理衙门不仅办理与洋人交涉、通商等事务,凡有关洋务的开厂设局、机器制造、矿务、铁路、电报、关税、学校等初步“取代”含义上的洋务运动所触及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它的管理范围,使它成为一个微而具体的近代中央国家机关的“胚胎”,这个“胚胎”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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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的结果,又是“取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的原因。

由于在经济领域里,“取代”及其初步发展是必然的,因此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这一“胚胎”的发展、成熟,其对别部门的取代,也就成为自然。到了光绪戊戌年间前后,总理衙门的职掌范围,已由对外交涉、通商而遍及军政、财经、文教、内政等各个方面,成了资本主义新政机构前驱的总汇,严重侵犯和削弱了原有六部行政衙门的职能,使它们或无实权、或形同虚设。所以,当时刑部郎中沈瑞林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通商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推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包庇,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能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6部,而实兼综平六部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这类“繁于”和“兼综”,其实就是“取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在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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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领域的反映,表现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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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事物产生早期,其内部结构常常是混沌未开、界限不明、混为一体的,要在后来的发展中,它内部的各部分,才会在发育中互相区分、明确、各自独立。这点,也表现在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进程中。起初,作为一个结构,它们内部各部分界线是模糊的,是一个包括着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各因素和它们、尤其是经济的进一步细分的混体。在这个混体中,如何务工经商办学以至施政等等,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它们的上层建筑国家机关中,总理衙门也是一个混体,各种不同职能的机构萌芽在其中浑沌交织,犹如一个最初的、尚待发育的胎儿,要在以后的发育中,才能使其内部的各种组织相互界明、独立。而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到了戊戌变法时期,其内部组织的明确条件,也就日益成熟。沈瑞林上述这段话,就是这1成熟的反映。于是,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有:“设学”、“学制”、“广译”、“变法”、“农工商学”、“矿学”、“铁路”等篇。<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康有为更明确主张在中央“宜立12局分其事”,其实质,就是要把上述浑沌体内部交织的各组织明确界明独立出来。这12局的名称和任务是:一、法律局,二、税什局,三、学校局,四、农商局,5、工务局,6、矿务局,七、铁路局,8、邮政局,9、造币局,10、游历局,11、社会局,12、武备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显然,这十二局,原来大多孕育在以总理衙门为主的洋务机构中,与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思潮,有着直接的派生关系。这说明,洋务运动,是晚清中央国家机关演化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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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动力,根本动力,是各种交织于以总理衙门为主体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最初*机构中的各种组织,萌芽、发育、明朗、相互界别、以至独立自己的实质的和根本的动力,从而是具有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色彩*机构建立的实质的和根本的动力。

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虽然,戊戌变法很快被弹压,在这期间的机构变动也被恢复原状,但是,因为“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所以,不久,在光绪庚子后的官制改革中,距“虚”的封建性较近、而距“实”的资本主义较远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通政司”、“詹事府”“太仆寺”,重被裁撤或撤并。相反,距“虚”的封建性较远、而距“实”的资本主义较近的:“法部”、“学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等,又被新建、重建、改建或扩建,直至设立具有典型资本主义机构色采的资政院和内阁。

显然,这些新的中央国家机关,原来大多被孕育在康有为所提的12局里。面康有为所提12局,则原来大多被孕育在以总理衙门为主体的洋务机构里;总理衙门为主体的洋务机构,则是在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思潮中诞生和发展的。

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化,我们基本可以把它分为3类,一类是带封建国务性质的技术上的改革,如变议政王大臣制为军机处制,完全废除宰相痕迹,提高皇权,以及诸如此类。一类是受洋务运动间接影响的技术上的改革,如对跟洋务运动不无关系而成为“闲曹”的詹事府等机构的裁撤、裁并,以及诸如此类。一类是受洋务运动直接推动、相应“取代”因而是实质性、根本性的改革,如对太常寺等机构的裁撤、裁并,从设总理衙门经12局提法,到正式设立农工商部等机构,直到成立资政院、内阁。以上所论,主要是第三类。这类改革中机构的设置变化,虽与帝国主义侵犯和对日本等外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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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关系,但是,洋务运动必竟是其中的根本动力,它是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思潮,在自己兴起、发展、丰富、深入和细分(即内部组织构成的成形、分化)的同时,又作为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起相应变化的结果,是相应着经济基础的新陈代谢的上层建筑的新陈代谢,其实质,是“取代”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表现,它的主要特点是:在晚清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上,“虚”的封建性的质的逐步减少和“实”的资本主义的质的逐渐增加,“重虚轻实”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务实轻虚”的风气开始萌生,反应了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社会变革时一种从生产力、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变革的连续性。因此,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不但主要表现为中国近代化的经济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上层建筑改革的发端和推动气力。

(资料来源:《抚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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