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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孔子家语研究述略图

2019-05-18 04:08:20

《孔子家语》又名《孔氏家语》,或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后序》实际上分为两部份,前半部分内容以孔安国语气所写,一般称之为《孔安国序》,后半部分内容为安国以后人所写,故称之为《后孔安国序》,其中收有孔安国的孙子孔衍关于《家语》的《奏言》。这部书在很长的历史阶段被疑为伪书,其作为思想史料的价值未受到重视。在伪书说占据主流局面被打破之后,其学术价值愈来愈遭到人们的重视和肯定,甚至有的学者称其为“孔子研究第一书”。本文拟就历代的研究做1梳理,按照清代之前、清代、近现代三个阶段来进行扼要叙述,以期推动学术界对该书作进一步的研究。

1、清朝之前《孔子家语》研究概况

最早著录《孔子家语》的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有二十七卷。除此之外,先秦及两汉的其他文献对于《家语》1书很少提到。三国时魏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孔子家语》始流传开来。

可以说,从王肃作注开始,对《孔子家语》的讨论和研究就开始了。王肃注本1出,立刻引起了剧烈的争论。与王肃同时代的马昭在《礼记·乐记》疏中说:“《孔子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马昭的观点代表了当时部份学者对王肃与《孔子家语》关系的看法。马昭所谓的“王肃增加说”,在他看来就是王肃为了攻击郑玄而妄加了许多有利于自己论点的内容。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以王肃和马昭为代表。王肃的注使《孔子家语》得以流传,影响后世;马昭所谓的王肃“增加说”,引发了后世对《孔子家语》成书的剧烈争论。

隋唐时期,先是《隋书·经籍志》记:“《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后有《旧唐书.经籍志》载“《孔子家语》10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载“王肃注《论语》10卷,又注《孔子家语》十卷”。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家语》2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孔子家语》”。这表明颜师古已

经认识到了唐本和“古本”即汉代版本的不同,颜师古的这句话成为后来持“王肃捏造《孔子家语》说”观点的学者立论的根据。

到了宋朝,人们开始怀疑《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十七卷本《孔子家语》早已亡佚,现在所见到的《孔子家语》是王肃捏造的。宋朝王柏是提出《孔子家语》伪书说的第一人,他的《家语考》是第一篇全面考察《孔子家语》源流、真伪的文章。他在书中指出:“四十四篇之<孔子家语》乃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孔安国之名,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宋王柏《鲁斋集》卷九《家语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他看来王肃不但伪造了《孔子家语》,而且还捏造了《孔安国序》和孔衍的《奏言》。王柏之后又有陈振孙对此作进一步的论证,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九中指出:“孔子2十二世孙孔猛所传,魏散骑常侍王肃为之注。肃辟郑学,猛尝受学于肃,肃从猛得此书,与肃所论多合,从而证之,随行于世。云博士安国所得壁中书也,亦未必定。其间所载多见于《左氏传》、《大戴礼》诸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9页)。王肃伪造《孔子家语》说框定了元明清时期《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基调。

但是当时,以朱熹和叶适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孔子家语》非王肃捏造。如朱熹认为:“其书虽多疵,然非王肃所作”,“《孔子家语》虽记的不纯,却是当时书”(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叶适不但认为《孔子家语》不伪,而且认为《孔子家语》、《论语》是同源的,并且孔安国是在孔门弟子整理的基础上撰定的《孔子家语》,他说:“《孔子家语》四十四篇,虽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曰《孔子家语》”(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第231—232页)。

元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记载,“《孔子家语》十卷,王肃注”,这表明当时流传的是十卷本的《孔子家语》。根据文献记载,当时流传的还有王广谋的注本和元代至正二十七年刘祥卿的家刻本,其中以王广谋注的《孔子家语》本流传最为广泛。在《孔子家语》研究相对低落的元代,马端临、王广谋显得分外耀眼。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大量引用《王肃序》、孔衍上书、孔晁之书、《朱子语类》等诸多材料,并撰《新刊标题句解孔子家语》,共三卷。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明朝时流传的《孔子家语》只有两个版本,一是闽徐勃家本,多有缺页;二是海虞毛晋家本即汲古阁宋本,相对较为完全。其实当时流传的还有路一麟本、周宗建本等。至于对《孔子家语》的研究,明代的众多学者如何孟春、陆治、黄鲁曾、陈际泰、夏允彝、毛晋等均有浏览。其中以何孟春和黄鲁曾为主要代表。何孟春补注《孔子家语》,八卷四十四篇,何孟春说孔安国本“世远不复得”,他没有见过宋版的王肃注本,所补注的也不是颜师古所说的唐本,而是王广谋的注本。他相信孔衍的上书,但认为《孔安国序》是王肃伪造,因此他干脆在《孔安国序》前加上了“魏王肃序”的字样,同时援用马昭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判断。黄鲁曾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对《孔子家语》与孔氏家学关系的高度关注上,他说:“孔氏独多述作,自《鲁论》、《齐论》言之又有《孔子家语》,疑多鲤、伋所记并门人先后杂附之者,要之咸孔子之意也”(黄鲁曾注“明覆宋刊本”,书末《后序》中语)。同时他还认为《孔子家语》的成书有很长的过程。

2、清朝《孔子家语》研究概况

清代对《孔子家语》的研究,其学者之多,著述之丰是以前历代所不能企及的。他们的研究集中表现为考证和辨别《孔子家语》的真伪,也分成了《孔子家语》“伪书说”、“非伪书说”和“增加说”3种主要的观点,其中“伪书说”占据了学术主流,对后世影响很大。

1.《孔子家语》“伪书说”。清朝学者孙志祖、范家相、姚际恒、崔述、皮锡瑞、王聘珍、丁晏以及四库馆臣等均认定《孔子家语》是伪书,特别是孙志祖、范家相分别著有《家语疏证》和《

家语证伪》,对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作了全面的论证。他们是清朝《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典型代表。如孙志祖说:“至于《家语》,肃以前学者绝不及引……,其伪安国后序云以意增损,其言则已自供皇状然……夫叙孔子之书,而先言夺郑氏之学,则是传会古说攻驳前儒可知矣”(孙志祖《家语疏证》,中华书局,1991年,第68页)。这正是他认为王肃伪造《孔子家语》的理由。同时范家相与之呼应,说:“据《王肃序》所言,肃先撰礼经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及得孔猛《家语》,与其所论者有若重规叠矩。夫议礼之书必有根据,肃未见《孔子家语》何能言之——符合,况其论郊祭庙制五帝德之说不过本之春秋传,大、小戴以成其辞,乃谓出自己见,又谓与《孔子家语》暗相印合,其谁信之”(范家相《家语证伪》,会稽徐氏述史楼丛书)。在《读家语札记》一文中,他将《孔子家语》为伪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2.《孔子家语》“非伪说”。清朝学者中以陈士珂为代表。他撰《孔子家语疏证》十卷,对其真伪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考证。从以下两个方面质疑“伪书说”:一、“夫事必两证而后是非明,小颜既未见安国旧本,既安知今本之非是乎?”2、“予观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96页)。这说明他还是比较赞同孔安国整理编订了《孔子家语》,而非王肃伪造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还有陈诗、马国翰、沈钦韩等,但这种观点在清代学术界没有引发太多的关注和重视。

3。《孔子家语》“增加说”。此说是介乎于“伪书说”与“非伪说”之间的一种观点。清朝学者中持此观点的应该首推钱馥。当然这类观点并不是钱馥的发明,而是源于三国时期的马昭。钱馥认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是在《汉书·艺文志》所载2十七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十七篇,诚如其言:“肃传是书时,其二十七卷俱在也,若判然不同,则肃之书必不能行。即行矣,2十七卷者必不至于泯灭也。惟增多十七篇,而2十七篇即在其中,故此传而古本则逸耳”(钱馥《家语疏证跋》,中华书局,1991年,第139页)。钱馥的“增加说”是基于古书成书规律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

三、近现代《孔子家语》研究概况

近代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他曾编辑撰写了《孔子研究讲义》1书,在该书的按语中,他明确指出了《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并指出该书虽为记载孔子专书,却“无任何取信之价值”,对《孔子家语》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怀疑和“辨伪”。

顾先生的全盘否定,使多年来对《孔子家语》的争辩和研究堕入了僵局。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孔子家语》被打人冷宫,因其为伪书而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

直到20世纪70年代,陆续出土的简牍帛书,打破了人们对《孔子家语》既有的“成见”,使《孔子家语》研究冲破长期疑古的“坚冰封冻”而柳暗花明。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的汉墓竹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墓木牍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问世、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公布,重新开启了新时期人们研究《孔子家语》的大门。借助这些新材料,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孔子家语》这本争论已久的著作。围绕着《孔子家语》的成书、真伪、材料来源、文献价值和注释、版本整理等问题,李学勤、庞朴、胡平生、杨朝明、王承略、宁镇疆、王志同等从一个新的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孔子家语》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把《孔子家语》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高潮。

1.关于《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对于《孔子家语》的成书及真伪,学者们从出土文献人手,经过充分论证,主要形成了以下4种观点:

第一,《孔子家语》成书于汉魏孔氏家学,非王肃伪造。李学勤先生《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认为,《孔子家语》极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辑、改动、增补进程,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王肃对原书或许作过一些改窜,但要说伪造整部书,恐怕是不可能的。王志平先生在《中

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同样指出王肃所注《孔子家语》是由孔子家学之人纂集完成,同时他还应用事理和材料驳斥王肃捏造《孔子家语》说的观点。

第二,孔安国撰集《孔子家语》,“伪书说”不成立。胡子生先生在《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中推断《孔子家语》的编集者就是孔安国。他指出,旧说孔安国编纂《孔子家语》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长期以来,今本《孔子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证据并不充分,至于《家语》在流传进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皆属传世古籍所遭受的普遍问题,不足以此定其为伪书。杨朝明先生在《读<孔家语)札记》(《文史哲}200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家语》由孔子弟子编成后经过辗转流传,其间有所散乱,最后孔安国得到此书,撰集而成今本《孔子家语》。宁镇疆先生在《读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与<孔子家语>相干章题余札》(《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也指出今本《孔子家语》确是经孔安国整理才成书,并不是王肃向壁虚造。

第三,王肃改易和添加了部分内容,但非捏造全书。王承略先生《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今本《孔子家语》的大部分内容还保持着刘向校本的原貌,但今本较之刘向校本多出的篇目和文字,有的确实是王肃所为,但王肃捏造全书的观点不能成立。庞朴、张固也、朱渊清等也都持《孔子家语》“非伪书”之说。

第四,王肃撰辑《孔子家语》。李传军先生在《<孔子家语>)辨疑》(《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中指出,今本《家语》的确为王肃所撰辑的一部著作,把它看成伪书是不正确的。王肃所说他的《家语》是得自于孔子二12世孙孔猛的说法也仅仅是一种托词,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

2.关于《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随着地下文献的大量出土和简牍帛书的释读,学术界对《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有了新的不同认识。

李学勤先生在《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中指出,八角廊《儒家者言》和安徽阜阳双古堆简牍中的一种性质相类,内容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主,且多和《说苑》及今本《孔子家语》有关,二者应当都是《家语》的原型。《儒家者言》可称为竹简本《家语》。庞朴先生在《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1文中专门细致研究了同时见于《孔子家语》与上博竹书的“五至三无”这一概念,最后认为上博竹书《民之父母》是《家语》的材料来源。胡平生先生在《阜阳双古堆汉简与<孔子家语>》中认为阜阳双古堆简牍内容广泛见于《孔子家语》,是《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并断定孔安国撰集《孔子家语》时利用的就是这批竹简。朱渊清在《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记二则》(《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中论证了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应是一本单独的书,从内容上看,应是思孟学派记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著作,并断言这一简牍就是《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

李传军先生在《<孔子家语>辨疑》中认为,现存《孔子家语》的材料基本来自于以《说苑》、《礼记》、《韩诗外传》为主的已有文献。

3.关于《孔子家语》的文献价值。伴随着《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家语》的文献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杨朝明先生在《出土文献与<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孔子家语通解》,台湾万卷楼出版公司,2005年)中指出,对今天的孔子研究来说,《孔子家语》的价值并不在《论语》之下。由于其成书特点所决定,该书对全面研究和准确掌控初期儒学更有价值。

王承略先生在《论<孔子家语>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孔子家语》的文献价值:首先,《孔子家语》保存了某些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是研究孔子、孔子弟子及先秦两汉文化典籍的重要根据;其次,《孔子家语》保存了比较准确可靠的文献资料,可以对传世的其他典籍匡谬补缺,具有足资参考利用的史料价值;复次,《孔子家语》保存了一大批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有许多地方明显胜于其他相关古籍,具有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

张涛先生在《关于<孔子家语>的一点认识》(《山东图书馆季刊》1998年第3期)中指出,就文献价值而言,《孔子家语》有许多地方明显胜于其他相干古籍,可用来勘正史实、文字的讹误,弥补记载的疏略。《孔子家语》虽然还不便直接用作先秦史料,但却完全可以作为《论语》的有益补充。他还指出,由于孔子等人的人格形象在《孔子家语》的许多篇章中得到成功塑造,因此《孔子家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发展史上一样值得1述。

另外,李学勤、王志同等学者的诸多研究成果也展示了《孔子家语》的这种珍贵价值。

4.关于《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孔子家语》的研究,除前面提及的各种不同研究论文之外,还有从《孔子家语》的整理、注释等方面展开工作的。如,在整理《孑L子家语》方面,有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1991年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的《孔子文化大全》,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廖名春、邹新明校点的《孔子家语》等。在注译方面,有199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刘乐贤编的《孔子家语》,199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张涛的《孔子家语注释》,1998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德明的《孔子家语译注》,2005年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杨朝明的《孔子家语通解》和2008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杨朝明注说的《孔子家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朝明先生的《孔子家语通解》一书,是集注释、通解、论证于一体的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孔子家语》的力作,该书的出版,有力推动了《孔子家语》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

4、小结

纵观历代学者对《孔子家语》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近代之前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它的成书、流传、真伪和注本进行的,其中尤以《孔子家语》的真伪为重点研究和争论的焦点。王肃“伪造说”在经历了隋、唐、元、明、清时期学者们的据理论辩、以压倒“非伪说”和“增加说”的绝对优势占据了《孔子家语》研究的主阵地。到了近代,顾先生铿锵有力的“伪书说”,使《孔子家语》为伪书的结论几乎成为铁案,至此对《孔子家语》的研究失去了继续探讨的条件,步人一筹莫展的境地。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给《孔子家语》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来看,有之前主要对《孔子家语》的成书、流传、真伪的研究扩大到对其文献价值、整理和注译等方面的研究。固然,重视其文献价值的研究是基于对其“伪书说”的全面否定。对《孔子家语》的翻案使《孔子家语》研究获得了新生。

今后对《孔子家语》的研究,依笔者浅见,当在充分利用历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工作:第一,继续加强对《孔子家语》文献价值、文本整理和注译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孔子家语》的影响力;第二,结合出土文献,全面深入地研究《孔子家语》的具体内容,进一步了解孔子的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子弟子的有关历史;第三,深入研究《孔子家语》与其他文献之间的联系,如《左传》、《国语》、《礼记》、《大戴礼记》、《吕氏春秋》、《说苑》、《韩诗外传》、《战国策》、《史记》等,使《家语》能够与其他文献资料共同印证和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第四,根据《孔子家语》的内容和文献价值,客观公允地评价本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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