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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买卖台湾老兵的收尸队

2018-11-08 12:32:02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最后的“女人香 ”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荣民”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性交易的地方。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荣民”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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