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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察赞颂同情聊斋志异反映的中国农民问题

2019-05-18 07:15:17

一、反应农民生活作品的纵向审视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描写田园风光,反应农村生活的诗人、作家是不乏其人的,但能象蒲松龄那样广泛、深入、全面反应农村社会生活,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家却是极其罕见的.田园诗人无疑是以田园风光,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但是大多数都是站在农村生活之外,以旁观欣赏的角度来描述农村生活,很少有人象蒲松龄那样站在农村生活当中,以自己切身感受来反应农村社会问题.陶渊明是摈弃官场,亲涉农事的田园诗人,他描绘了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风景,抒写了田园劳动生活,也描述了农村生活的凋弊和自己困窘的处境,衷达了自己怡然自乐的感受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和悲痛。但是,他所描述的田园优美恬静的风光,农民平和古朴的生活是作为污浊的世俗、黑暗的官场的对立面来描写的,田园越美好,农民越质朴,就显得世俗官场越丑陋,所以,不能把陶渊明诗中的田园生活看成是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其中更多是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盛唐出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也是如此。孟浩然的田园诗主要描述农村风光的宁静明秀,农家生活的简朴,农民的热情,但写的只是农村生活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去.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造出幽清静秀、空明闲适的境界,在表达诗人主观情思的同时蕴含着无欲、无执的惮意,反而不如陶渊明对农村生活表现的深人了。到了南宋的范成大才扩大了陶渊明以来田园诗所表现的内容,“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心血的气息。”)钱钟书《宋诗选注》)范成大不但描写了农村的自然风光,农民的劳动生活,更深刻的是他揭穿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但又不及蒲松龄对农民的那一腔热忱。此外,杜甫、聂夷中、杜荀鹤、陆游、辛弃疾、郑燮等人都有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只反映农民生活的一个侧面,不及蒲松龄表现得那末深入,那样全面。

至于中国古代小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浩如烟海,可是表现农民生活的小说却是凤毛麟角。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是较早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志怪小说,董永“与父居,肆力田亩”,后父死,为尽忠尽孝,卖身为奴来葬父,天帝感其忠孝,令织女下凡,与其成婚,“助君偿债”。虽反映了农民的家境贫寒,农民的憨直,勤劳、诚实,但更多的是反应了作者的仙凡相通,人神感应,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思想。《隋书·经籍志》题为晋·陶潜所撰的《白水素女》是通过青年农民谢端的遭遇,写出了东晋社会的不合理。谢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困不堪,娶不起妻子。一天,他拾一大螺,放于瓮中,原来大螺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感于谢端的勤劳质朴,特来帮他“守舍炊烹”,“居富得妇”。这是一个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表现了人们对美好情感和生活愿望的寻求,通过美丽的空想,肯定了忠厚老实的劳动者应该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荆楚岁时记》中载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我国几乎众所周知,虽然在流传进程中情节各异,但其主题都是反映封建统治者对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的压抑。明代濛凌初的《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是写明朝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的。唐赛儿起义在明朝“正史”中有记载:“十八年,蒲台妖妇唐赛儿反。命(柳)升与都指挥刘忠将京军往剿,困其寨。升自以为大将,意轻贼。贼乞降,信之。夜为所袭,忠中流矢死,赛儿遁击。及明始觉,追获其余党百余人……”(《明史·柳升列传》)在《明史》中都没有污蔑唐赛儿的记载,而其结局是安然“遁去”。而凌濛初却把唐赛儿写成“骚托托,做妖撒妖”的淫妇,她“飞沙走石,驱逐虎豹,变化人马”,攻城略地,杀人如麻,最后因奸,被她的情夫“朝着赛儿项上剁下一刀来,连肩斫做两段。”这明显是对农民起义历史的歪曲和诬蔑,更谈不到正确地反映和评价了。

《水浒传》是第一次对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作广泛深入地反应,第一次正面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但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真正农民出身的好汉却只有三人,陶宗旺是“庄家田户出身”,李逵是佃农出身,后来做了小牢子,张青是菜农出身。而梁山泊之外的农民,即庄客(庄主的雇佣)、庄户(交纳田租的农户)则被写成昏昏噩疆,愚昧麻痹,浅薄无知的平庸之辈。惟有钟离老人是一个例外,钟离老人是祝家庄的农民,梁山之外唯一的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善心良民”。在危急时刻,他给来祝家庄侦察的石秀指明迷离复杂的盘陀路,使石秀脱险。其余的皆是鄙陋不堪的“村蠢乡夫”。李逵的胞兄李达,是地主的长工,当李逵回乡接老娘上山快乐时,他不念骨肉之情,却跑去官府告发。《水浒传》中给农民起的名字也带有明显的侮辱性,甚么长王三,矮李四、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剌等。至于对农民形象的描写则更加丑陋不堪,“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生下地便如鬼子。”“更有村姑农妇……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和人格个性,唯庄主之命是从,不分好人歹人,不管好事坏事,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便蜂拥而上。赵家庄的庄客不明真相,便同鲁智深厮打;毛太公的庄客随着主子便把跟自己一样处境的解珍、解宝绘绑了。完全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修养,没有主见,没有思想,喝呼起哄,打架斗殴的“乌合之众”。这显然是作者怀有轻蔑农民的思规感情,在《水浒传》这样一部光辉巨著中歪曲了农民形象。

直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才塑造出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表现出来的智慧、才能、胆识和人物心灵深处的内在情操美,放射出从未有过的耀眼的光辉。

2、对农民生活真实而广泛地表现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有近三十篇作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主人公进行创作的,是中国古代作家写这一题材最多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真实、广泛、深刻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农村的社会生活,农民的人格气力,农民的辛酸和苦难。

(1)农民的人格和才能

自宋代以来,城镇逐步繁荣,商业经济也起来越发达,逐步形成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人阶层,市民也逐步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气力,城镇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差别也越来越扩大了,不只是统治阶级,就是在一般市民中也构成了一种重城轻农,歧视农民的社会偏见。蒲松龄却独具慧眼,根据他对农村生活的切身了解,对农民品质的深切体察,由衷地赞美农民的伟大人格、超人的智慧和才能,表现出他对农民的关心和赞美,这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之前或同时代作家的眼光。

在《张氏妇》中蒲松龄热忱歌颂了一位大智大勇的农村妇女。“甚于盗贼”的清兵,在征伐3藩的战争中,清兵所到之处“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奸污,时值淫雨,农田积水为湖,许多妇女匿于农田水域,清兵竟裸体骑马,入水搜淫,妇女很少有能逃脱的。张氏妇竟“公然在家”,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机警巧炒地保护了自己,惩治了凶暴淫邪的清兵。

“有厨舍一所,夜与夫掘坎深数尺,积茅焉;覆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寝处。自炊灶下,有兵至,则出门应给之。2蒙古兵强与淫,妇曰:“此等事岂可对人行者!”其一微笑,啁嗻而出。妇与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妇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边,以诱来者。少间,其一复入。闻坎中号,不知何处,妇以手笑招之曰:“在此处。”兵踏席,又陷。妇乃益投以薪,掷火其中。大火炽,屋焚,妇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人问之,妇曰:“两猪恐害于兵,故纳坎中耳。”

张氏妇就这样若无其事,沉着从容地惩治了两个凶恶似狼,愚蠢如猪的清兵。对付这两个蒙古兵,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其分别陷于坑中,然后,果断地焚屋灭迹,是何等的胆大心细,不失为大将风范。但大兵所至,非一日可尽,张氏妇又无所畏惧去离村数里,无树林的大道旁,在烈日下做针线活,即便有清兵乘马“顷刻数至”,因“无一处可蔽身”,所以,张氏妇“数日无患”。一日,一无耻已极的蒙古兵,“就烈日中欲淫妇”,张氏妇不惧不慌,从容镇定,刹那间,就想出绝妙办法来对付这个禽兽:

“妇含笑不甚拒。隐以针刺其马,马则喷嘶,兵遂絷马股际,然后拥妇。妇出巨锥猛刺马项,马负痛奔骇。碥絷股不得脱,曳驰数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躯不知处,碥上股,俨然在焉。”

对付这个蒙古兵,她先“含笑不甚拒”,来麻弊对方,使其放松警惕,然后“以针刺马”,迫使兵将马拴在自已大腿上,此时,张氏妇突出奇策,巨锥刺马,结果使这个蒙古兵粉身碎骨,这一连串动作,应付得轻松自若。张氏妇为维护自已的人格,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超人的才能,无怪乎蒲松龄热情地赞颂张氏妇:“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于江》则是一篇感天动,泣鬼神的农村少年英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名坚定老练,大胆机智,为父复仇,为民除害的于江的形象。于江年仅10六岁,其父宿田间,夜为狼所食。他为报父仇,持铁锤,夜眠父所。狼果来“摇尾扫其额,又渐俯舐其股”,他都镇定沉着,佯死不动,意在引诱狼,而不为狼的凶残所动,这样他乘机连毙两狼,可见他的勇敢机灵,老成持重。但是,他中夜小睡,梦见父亲,得知食父者乃一白鼻巨狼,而非向毙两狼,他便决心除恶务尽,后接连3日,他日返夜往,终于等到了白鼻巨狼,所遇境况较前者更加凶险:

“忽一狼其足,曳之而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将腹,江骤起锤之,仆;又连锤之,毙。”

在毙白鼻巨狼的行动,显得于江更有谋略,更坚定勇敢,更镇静老气,即使是强壮有力者,也很难做到这样,这是一名使人敬佩的、奇伟的、大智大勇的少年英雄形象,蒲松龄也为于江的至诚精神所感动,所以,他由衷地赞美:“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敢,智亦异也。”《牧竖》也是写农村少年的智慧,两个放牛娃入山至狼穴,各捉一小狼登树、两树相去数十步,大狼至,1放牛娃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怒奔树下,号且爬抓”。另一放牛娃在另外一树上用同一办法使小狼鸣急,导致大狼展转奔趋于两村之间。

“口无停声,足无停趾,数十往复,奔渐迟,声渐

弱,既而奄奄僵卧,久之不动。”

两个放牛娃下树观看,竟气绝而死。两个少年同恶狼相比,无疑是个弱者,却能运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令恶狼又怒又急,往复奔趋,且丝毫奈何不了自己,终使恶狼痛子奔号而死,这类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谋略不能不说是高明的。《斫蟒》又表现了农民遇险不惊,生死相顾的无畏精神。胡田村的兄弟二人进山砍柴,遇巨蟒,走在前的兄长为蟒所吞,弟稍惊,即奋斧怒砍蟒首,蟒伤仍吞不已,弟即两手持兄足,拚力与蟒相争,终于将兄拉出,背兄至家,将息半年才康复。这种祸变当前,灾难临头时兄弟之间的祸福同当,生死与共的真诚情谊,蒲松龄给予高度赞扬,实际上是开掘了农民心灵深处的情操美。

《农妇》又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反映了农村妇女独立自强,豪放自快,是非分明,正义果断的品质。一农妇勇健如男子,“与夫异县而居”,自己在农村独撑门户,生活有赢余,则周济贫团者,又常“为乡中排忧解难”。令人称奇的是产后当日就能“肩荷酿酒巨?Y”,“负重百里余”。可见其独立自强的生活能力。她同附近尼庵一尼姑关系密切,结为姊妹。后来听说此尼有秽行,便“忿然操杖,将往挞楚”,被众人劝住。一日,途中偶遇,则当面责打之。真是豪放正直,疾恶如仇,可谓女中丈夫。

蒲松龄还歌颂了农民敬老爱幼的美好品德与情操,特别肯定了至诚至孝的人间真情。在《孝子》中赞美了“事母至孝”的周顺亭,其母“股生巨疽,痛不可忍,昼夜频呻”,周夜以继日,抚肌进药,数月不愈。后听人说“非人膏涂之不能愈”。则以利刃割下自已1片名肉,烹肉制膏,涂母创处,母疽不久即愈。蒲松龄认为这样的孝子才知人间之真情。《水灾》中蒲松龄描述的一对至诚至孝的农民夫妇更令人感动。康熙二十一年山东“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民抛下了两个儿子,同妻子挽扶老母,避向高坡,待回顾村中,已经变成了一片泽园。这对农民夫妻虽惦念两儿,但仍精心伺奉老母。待水落归家,两儿竟“并坐床头,嬉笑无恙”。本文最后蒲松龄说:“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邪?”这虽表现出因果报应的思想,其精神实质仍是赞扬农民高尚的人格和人间的真情。

(2)农民的反抗与复仇

蒲松龄生活的时期是个大动乱的时代,是人民经受巨大苦难,无穷浩劫的时代,尽管经过康熙的努力,社会秩序逐步稳定了,但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社会矛盾仍极为尖锐,已透露出不可救药的信息,清统治者还血腥镇压了人民的起义和反抗。山东谢迁、于7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无辜的农民都惨遭“炎崑之祸”,“碧血满地,白骨撑天,捐给棺本,材木一空”,蒲松龄虽反对农民起义,但他对清统治者的压迫和弹压是愤慨的,对被屠杀者充满同情。另外,当时政治腐朽,大小官吏贪婪荒淫已成为风气,赋税严重,权豪恶霸横行,水旱灾害,赤地千里,农民生活极为痛苦,这样一个充满痛苦、压榨、愤怒、抗争的,矛盾百出的时代气氛,蒲松龄是目睹身受的。

在《野狗》、《公孙9娘》、《宅妖》等篇中蒲松龄虽然没有正面描述清统治者对山东农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和屠杀,但作为一种时代背景,小说的情调格外悲戚沉重,充满着凄惨苦痛的气氛,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凄楚哀婉,满腔怨恨,叙述语言也充满血腥味,隐曲而又鲜明地泄漏出对大屠杀的不满,对“连坐被诛者”的同情。

《龀石》就直接写了一位王姓农民的反抗。王姓农民原为刑部官员家的庸人,因不堪其压迫,便逃入深山,以松子、白石为食,数年后,竟“遍体生毛”。此农民宁肯在深山与禽兽为伍,过着“白毛女”似的生活,也不肯忍受世间权势者的压迫,其反抗精神不谓不强烈。而《窦氏》蒲松龄则浓彩重笔刻化了一名农村的复仇女性。窦氏是一位连姓名都没有的天真纯朴而又美丽的10六七岁的农村少女,豪绅地主南三复避雨到窦家,窦父“殷勤泛扫”,“进酒烹雏”热忱地接待他。他发现了屋中“端妙无比”的窦氏,便动了杂念。此后,便“时携肴酒”造访窦家,因南三复常来,熟习了,窦氏也就“不甚忌避”了。一日乘窦父不在,南三复又来了,向窦氏表示“倘获怜眷,定不他娶”。并“指矢天日,以坚永约”。天真无邢的窦氏怀着一片痴情失身于这个狡滑的心怀叵测的地主之手,而堕入了灾难的深渊。后窦氏怀孕“产一男”,遭父痛打,窦氏寻南三复,南闭门不见,并告戒门人勿纳入内,结果:

“女倚户悲啼,5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子坐僵矣。”

窦氏在豪绅地主的欺骗,折磨之下而惨死了,窦父告官,又因南三复向官府行贿千金而得免。

就常理而言,人死了,一切恩恩怨怨也就结束了。但是,窦氏不甘心这样白白地屈死,她的鬼魂以超人的神力向仇人讨还血债,窦氏屈死之日,正是她向南三复复仇的开始之时。南三复先娶一“大家”的娟好女子为妻,不久,新娘便溢死于后园桃树上,当南的岳父和南三复同来到新房中,却见新娘安然坐在屋里,新娘听见南三复的说话声:

“色暴变,仆地而死。视之,则窦女也。”

这是窦女的第一次复仇。从此,南三复家道衰落,数年没有人家敢嫁女于他,只好“远于百里之外聘曹进士女”为妻,新婚后,南三复又见:

“女俯颈引带,神情酷类窦女,心中作恶,第未敢言。”

天黑时,新人“引被障首而眠”。南三复掀被问女,“女已奄然冰绝”。床上新人竟然变成1具冷冰冰的女尸,又使当地人们“相传为异”。恰逢此时有姚孝廉之女新葬,隔宿遭盗破棺失尸,听到南家异闻,便到南家察看:

果其女,南三复以“发冢见尸”的罪名,被判处死刑,这是窦女的第二次复仇。一个被欺骗、被迫害致死的农家少女,用鬼魂复仇的方式,在幻域世界,重办了南三复,十分快意地为自己复了仇,表现了她至死不渝的顽强反抗精神,复仇的进程看似酷烈些,但蒲松龄认为南三复“始乱之而终弃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绝于后乎?挞于室,听之;哭于门,听之,抑何其忍!而所以报之者,亦比李十郎惨矣!”

《聊斋志异》不只写了农民个人孤立的反抗复仇行动,更难能可贵的是还写了集体的代表正义气力惩罚贪官污吏的反抗复仇行动。在《梦狼》中凶神恶煞的贪官白甲,上京赴官时,刚刚离境,即遭寇阻,白甲欲倾囊献出所贪财宝以求免,诸寇堂堂正正,义正词严地说:

“我等来,为1邑之民洩冤愤耳,宁为此哉!”

说完,便砍掉白甲的头。《续黄梁》中那个把朝庭弄得“污气冤氛,暗无天日”,并且残酷地“荼毒人民”,导致“野无青草”的曾孝廉在充军云南路上,也遭各操利刃的群盗所阻,曾孝廉长跪求免:

“群盗裂眦宣言:‘我辈皆被害冤民,祗乞得佞贼头,他无索取。’”群盗“以巨斧挥曾项,觉头堕地作声。”

这里所说的“诸寇”、“群盗”大多是走投无路,求告无门的破产农民,蒲松龄注意到了这些被压迫者的集体反抗和复仇行动,前面说过蒲松龄是反对农民起义的,但从文中可见蒲松龄对惩治贪官污吏的集体反抗和复仇行动是抱充分肯定态度的,蒲松龄在时代的大黑暗中在农民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这种眼光是极为难得的。这同他惩治害民虐民的贪官污吏,惩治为害乡里的恶人的一贯态度是相一致的,他在《伍秋月》篇末曾说:

“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故能诛锄蠢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调虐。”

这类感情必然影响到他对农民个人或集体惩治贪官污吏,惩治土豪恶役的态度,所以,在《聊斋志异》中出现上述描写是毫不奇怪的。

(3)农民的可爱和自尊

蒲松龄对社会生活中善与恶、美与丑都有自已的道德评价,对生活理想有着自已的探索和追求,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能从家庭日常生活和田间劳动这个人们最习见、最普通、最平凡的社会生活的一隅,写出农民的可爱和自尊。

农民中许多人都迷信天命,相信鬼神,对狐仙崇人更是深信不疑。偏有那么一些农民不畏奸邪,不惧鬼神,更勇于驱狐、捉狐,他们的所做所为,显得十分可爱。《农人》就写了这样一名豪放滑稽,憨态可掬的农民。这位农民在山下耕地,其妻用陶器送饭,器中余粥总是被偷吃,农民心疑,潜藏窥视,见一狐探首器中,农人荷锄力击,器囊狐头不得脱,狐急触器令碎,越山逃去。后数年,此狐祟山南一贵家女,请巫师道士百术驱之不去。贵家女从狐口中得知,此狐独惧山北农人。女父遣人请来农人,农人着当年衣,入室即作锄地状,并虚张声势,大声斥责:

“我日觅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决杀不宥!”

狐吓得哀鸣于室,抱头鼠窜而逃。此农民先是对偷食的狐无所畏惧的猛击,后是扮作当年之状,声色俱厉,威吓这个受惊之狐。这位农民,急人所难,勇于驱狐,幽默滑稽,憨态可掬,实是可爱。《狐入瓶》写1村妇用计捉狐,更是可敬可爱。万村一农妇为孤所崇,驱遣不去,非常忧愁。但这位村妇在祸患眼前,1不求神,2不问鬼,而是细心视察,终究发现一旦村妇的丈夫归来,狐就藏入门后的瓶中。一日,狐又窜入瓶中,村妇急以棉絮塞住瓶口,放入锅中“燂汤而沸之”,狐热得在瓶中急号,妇不语,久之无声,村妇“拔塞而验之,毛一堆,血数点而已”。这位村妇在遭狐祟之灾时,不惊不慌,不急不燥,从容不迫,用自已的力量,靠自己的智慧,严励地惩罚了祟人之狐,真可谓有胆有识。

《田鸡神》是一篇貌似荒谬神怪故事,实际却是绘声绘色的家庭生活小说。蒲松龄塑造了一个自尊自强而有骨气的青年农民形象。我国江汉流域有田鸡神祟人降灾的传说,一旦触犯神怒,家中几榻,墙壁皆是青蛙,乃至赴汤蹈火,跳入饭中,弄得家人惴恐。杀牲祭祷,神喜则已。薛崑国是楚地青年农民,因聪明,恣容美,为田鸡神看中,欲将女儿十娘嫁给他,薛父敬畏田鸡神,不敢以异类相拒。婚后不久,婆媳间便发生了矛盾,十娘整日凝妆端坐,不操女红;崑国的衣履,乃靠母亲操劳,母亲十分不满,便对嗻国诉说:“儿既娶,仍累媪!人家妇事姑,吾家姑事妇!”十娘闻听也使性任气,反唇相稽,且又盛气凌人,认为自己入薛家以来,“田增产,贾益价”,全靠父亲神力,现薛家老幼皆以温饱,却吝俏钱,让自己来作苦役。其实是居高临下,以自家优势来压婆母。婆母闻听,无言哭泣。③生见状,怒责10娘,十娘也强辩不屈,崑生则针锋相对地痛斥:

“岂以汝家翁媪能祸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娶妻不能承欢,不如勿有,便触老蛙怒,不过横灾死耳!”

这些话说得自尊自

强,掷地有声。十娘怒离薛家,老蛙果然暴怒,第二天便把薛家屋舍烧为灰烬。崑生没被老蛙神威吓倒,马上到田鸡神祠指斥老蛙:

“养女不能奉翁姑,略无庭训,而曲护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妇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为,无所涉于父母,刀锯斧阖,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报!”

对老蛙的指责气壮山河,有理有据,并敢做敢当,体现出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气势。说完便积薪殿下,准备燃烧,被众人劝住。老蛙亦惧,“示梦于近村,使为婿家营宅”。十娘也回家,登堂谢过。这哪里是田鸡神女下嫁,持宠骄人,引起的家庭纠纷;分明是清贫人家娶了贵门小姐,由婆媳争斗,引起夫妻吵架,致使岳婿斗争的世情小说,这位农家青年面对娇贵的妻子,有权努的岳丈,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塑造了一位不畏权势,坚持人格独立,坚持自身尊严,有骨气的强项农村青年形象。

(4)农民的凄凉和痛苦

蒲松龄是个富有感情的文学家,他对亲属、对朋友、对村民,乃至对山水花草也都有丰富的感情;他对当时复杂的人世,苦难的人生,江河日下的世风也都有切身的体会;他关心世事,关心人民,尤其对贫苦农民的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官府向农民的纳粮摧科,欺压剥削农民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写了多篇反映农民凄凉和痛苦的小说。

《种梨》是1农人到市上卖梨,“颇甘芳,价腾贵”。1披巾絮衣的道士乞求一梨,农人叱之不给。店中侍者给道士买了一枚梨,道士吃完,使将梨核种于地下:

“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

道士摘梨赐观者,“顷刻向尽”,然后,用铲伐树,拂袖而去。卖梨农人亦在人群中观看,待人散,看车中,梨已尽空;原来是道士做法,整治了农人。蒲松龄写此文是刺乡人的吝啬,但我们还可以想得更深更远,农人这一车梨是他一年劳动的成果,是农人一家老小的衣食所系,怎可随便送人呢?仅仅得罪了一个道士,就荡尽了农人整车的梨,可见农民生活是艰苦痛苦的,处处受人欺凌,从皇帝到道士,任何一个寄生虫也不敢得罪,不然,就会飞来意外横祸,落个财尽人亡的下场。《祸翁》则反应了农村万千老人凄惨的晚境。祝村老翁死而复生,叫老妻同去,家中人以为他“新苏妄语”,经老翁再三催促,老妻才“并枕僵卧”,居然双双死去了。对老翁老妻的同死该怎样看呢?从老翁刚刚复苏时说的话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适去,拚不复返。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幅老皮骨在儿辈乎,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

原来是老翁心里放不下老妻,怕老妻留在儿辈手里活活受罪,才回来接老妻的,这恰恰反应了农村孤独老人归无所终的无可奈何的凄凉晚境。读了这些话真是令人泣下,凡是农村暮年老亲,又没有孝子顺妇,很少不是遭到如此悲惨境遇的。蒲松龄长时间生活在农村,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老翁行》中写道:

“只养妻弩不养老,分养犹争月晋小。翁媪盘跚来此家,此家不纳仍喧哗。及到彼家复如此,嗷嗷饿眼生空花。严冬犹服复时衣,如丐何往趁食去。……归来破屋如土墟,土苼寒衾三尺短。子舍围炉笑语欢,谁念老翁寒不眠。”在《墙头记》俚曲中也写:“养儿养女苦经营,叫爹叫娘似有情,老后衰残无争养,无人再念老苍生。”

反应的都是这种冷酷的现实。《耿十八》写“家无儋石”,贫不自给的困窘农民耿十八死后,思妻子改嫁,老母无人养活的苦难境遇。《牛犊》写一按法交官税,“生平不解争斗”的淳厚老实农民,在野外牧牛,只因不惧虎的牛犊触死了过路的驿马,而被扭送官府,横遭官刑的痛苦遭受。蒲松龄在写这些农民的凄凉和痛苦时,字里行间浸透着真切的同情。

(5)农民的守旧与落后

蒲松龄是个讲求实际的鬼神论者,他反对巫祝,憎恨僧道,对农村的愚昧迷信活动也极尽嘲讽。他说僧道是“自己不能受辛苦,爷娘无力养儿孙”,才“剃头留发”,投到寺院来学奏乐。山东大旱,僧道说是“朽骨为凶”,他不信,理直气壮,加以反驳:

“坟中死者痤三载,云此朽骨能为凶……

破棺碎骸髑髅挂,惨祸地下犹遭逢,

旱鬼已除旱愈甚,朽骨何罪尔何凶……

齐鲁被灾八十处,岂有百鬼盈山东……

莫挽天行陷殊死,哀哉滥听真愚蒙!”

《击魃行》

他也相信因果报应,但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的因果报应思想却很复杂,作品中受到因果赏罚的人物,常常是“不以数以理”,关键是人的行动,他往往用因果报应思想来惩罚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从而表现他政治上的爱憎。在《聊斋志异》中对农民的保守、愚昧、迷信、落后思想他也给以批评和嘲讽。

《毛狐》以志怪手法写一贫困、懒惰、贪心的农民马天荣,二十多岁丧妻,贫不能娶。偶遇一狐仙,相处甚恰,以为狐仙无求不可得,便直援向狐仙索金以济自己的贫困。职是靠自已诚实的劳动来解困,却想靠意外之财来改变自己的因境。狐仙赠白金五六金,尚不知足,又向狐仙求1国色为萋。狐仙答应帮其聘萋,并又赠三金作聘礼。马天荣果迎娶一女,入门一看乃“胸背皆驼,项缩如龟,下视裙底,莲舡盈尺”。马天荣中妄图“落雁沉鱼”之国色,却得驼背大足的蠢陋之女。不思劳作,努力寻求,却痴想天上掉下国色天姿,世间哪有如此美事。《牛飞》是写农民的迷信和自私。某农人购1非常健壮的牛,但“夜梦牛生两翼飞去”,醒来以为不祥,怕牛丢失,便拉入市卖掉,用头巾裹卖牛钱缠臂上归来。路见一鹰食残兔,近前,鹰颇驯良。农人便把巾系鹰腿上,用臂架鹰而归,不久,鹰突然腾飞,带巾而去。因梦而卖牛,已是迷信自私,路上又贪拾遗,结果是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蹇偿债》写1“少游惰,不能操农业,家屡贫”,“时无晨炊”的农民,经常向1财主借粮,借钱。死后,托生为财主家的驴,供财主骑坐和使役,后被财主卖掉,其价正值欠资。这便写了农民的愚昧、落后和麻痹,欠了财主的债,甘心到财主家做驴做马,来偿债。《邑人》写1农村无赖,此辈是为害乡里,人人讨厌,官府不屑管,村民不敢惹的泼皮滚刀肉。一日,无赖被二人摄去,至市,见屠人悬半猪于架上,二人便极力推挤他。使之身与肉合。

“屠人卖肉,操刀断割,遂觉一刀一痛,彻于骨髓。”

原来是无赖作一噩梦,梦中蒲松龄让其受碎割之苦,以警其走自新之路。遭遇虽然奇惨,但可见蒲松龄对农村泼皮无赖的厌恶之情。

3、深刻地了解农民,真诚地同情农民

蒲松龄之所以能这样广泛,深入地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多彩多姿的农民形象,就是由于他深入地了解农民,真诚地同情农民。他一生除三十一岁应朋友孙蕙之邀,去江南宝应县作一年幕宾外,几乎都是生活在农村以“舌耕渡日”。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到他时家境衰落了,兄弟分家时,蒲松龄:

“惟居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蒲松龄岁岁游学,孺人擞荆榛,觅庸作堵,假伯兄一自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述刘氏行实》)

可见其居室的简陋,家境的清寒。全靠妻子刘氏“食贫衣俭,中有余蓄……衣食不至冻饿。”其生活只是比穷苦农民好一些,遇到灾年,就更加窘迫,正如他在《寄弟》中所形容的:

“六月不雨农人愁,骄花健草尽白头……

尔兄一女三男儿,大者争食小叫饥。

墨耘笔耕昜(yi)斗粟,凶年行藏安可知?

伯兄衣不具,仲兄饭不足,

踌蹰兄弟间,倾覆何能顾?

如登危山悬两索,手不敢移,足不敢楚,稍有不自持,下陨无底壑。”

这样的生活境况,使他在思想上与农民就相通了,与农民的爱憎就相近了,尤其对盘剥农民,勒索钱财的贪官污吏的态度,他同农民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淄川的农民要到德州去交粮税,往返费时,张石年任淄川县令时。由县统一办理,经办费每石粮仅六钱,这本是对农民有益的好事。后来张石年离职,康利贞任漕粮经承,便勒索农民,随便加重农民负担,经办费每石粮竟涨至二两一钱,引起农民极大的不满。蒲松龄挺身而出,与康利贞当面理解,款款责问,康利贞不理,蒲松龄不顾七十高龄,去济南告状,惊动了布政司,才将康利贞免职。后来康利贞贿赂了王世贞、谭无竞又要回来,蒲松龄闻听,十分气愤,不顾王、谭2人身居两位,有权有势,去信责问:“敝邑有积蠢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昨忽扬工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晚年复任经承矣……请谕吴别加青目,勿使复渭政。”(《与王司寇》)

“今闻其厚赂显者,荐复其旧任,想一桵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老先生出福苍生……但使为猫,勿使为虎,可以改役别科。”(《与张益公同上谭无意进士》)为此,使两位显者,内心极其不快,疾恨在内·蒲松龄同孙慧是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孙蕙为官后,他的族人,仗势欺凌乡民,武断乡曲,农民敢怒不敢言,蒲松龄不顾私情,也不顾朋友难堪,马上写信给孙蕙,劝其收敛族人:

“凡一人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横行霸道。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且族人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凡此者,恶虽出于众,怨实丛于一人,故族人不可不收敛也。”(《上孙给蕙书》)

信中话说得很尖锐,既指出了孙蕙族人作恶乡里,又不客气地指出根于是在孙蕙身上,为此得罪了孙蕙,孙蕙回乡省亲,都不去看看当年的老朋友蒲松龄。官吏催科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蒲松龄对此也极为不满,同农民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

他在《日中饭》写道:

“于今盛复旱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

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

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者催科,

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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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在《灾民谣》更具体地写了农民宁可卖儿鬻女,也不愿对薄公堂的状态:

“吏到门,怒且呵.宁鬻子,免风波,

纵不雨,死无他,勿诉公堂主座呵!”

在灾害之年,蒲松龄同农民的感情更是息息相通,大旱季节他同农民一样心焦意乱,昼夜难眠;他同农民一样急切地盼风盼雨,一旦下雨了,他同农民一样欣喜若狂:

“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

床头爽气清余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松风谡谡雨泷泷,肌骨乍清署气降。

枕上蕉声听不厌,更移短榻近南窗.”

(《六月初八夜雨》)

蒲松龄对因饥荒而流离失所的农民,更是充满同情。

“男子携筐妻负雏,女儿卖别哭呜呜.

郑公迁后流民死,更有何人为画图!”

(《流民》)

“何处能求辟谷方?沿门乞食尽流亡。

可怜翁媪无生计,又卖小男易斗糠。”

(《饿人》)

综上可见,蒲松龄不止接近农民,而且了解农民,同情农民,在许多方面同农民的感情是声气相通的,对农民日常生活的人情事理感受也比较深。所以,使他描述农民形象的作品在某些方面接触了农村社会的本质,也接触到了中国农民间题和某些本质,从这点来说,在中国古代作家中,只有接近农民,对农民满腔热情的作家,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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