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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谢罪人岩田隆造希望我能唤醒日本年轻人

2019-05-17 09:23:36

资料图:2006年4月25日,日本僧人岩田隆造在武汉会战阵亡将士英烈榜前祈祷忏悔。新华社记者 戴劲松摄

据《中国文化报》报导:岩田隆造,一个与当年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僧人。在过去5年时间里,3次来到中国,为日军所犯下的恶行谢罪。在烈日下,这个75岁的老人绝食、长跪,希望能使战争中无辜的亡灵得到慰藉,使中日两国永久和平,使日本的青年了解历史的真相。然而,让他痛心的是,现在日本右翼已经把他渲染成了“坏蛋”。

6月4日,岩田隆造登上了从北京飞往日本的航班,结束了他第三次的中国谢罪之旅。临行前,这位75岁的日本僧人说:“我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来谢罪了。真希望我的行动和决心能够影响日本的年轻人,为他们启蒙。”在过去的15年,这个身材瘦小、稍微驼背的日本僧人,多次到韩国、菲律宾、阿富汗、印度等国家,为二战中日军所犯下的恶行谢罪。今年5月,岩田隆造第三次来到中国,在卢沟桥上长跪,并绝食3天,以告慰在抗日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在老人回日本的前一天,本报记者在位于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旅店里见到了他。这是个三层高的简易旅店,门面小得让人难以辨认。狭窄的房间里,只有几件最基本的陈设。岩田的所有行李——一个双肩背包和两个写有“谢罪”二字的挎包,放在房间的一角。衣架上,晾着老人洗净的白色僧衣;桌子上,摆放着面包和西红柿、一本《法华经要文抄》,还有一些医治感冒的药。岩田说,这比他以前住的旅店好多了,上次来中国他曾住过一个连门都锁不上的小旅馆,还曾在一位记者家借住过。虽然经历了绝食,但岩田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他基本不会说中文,在中国的交换就只能靠简单的英文加上手势。当记者用日语与他沟通时,他仍不忘用手比划,说到兴奋处,有些“手舞足蹈”。岩田隆造1936年出生在中国台北,9岁时随母亲回到日本,与那场残暴的战争并无直接关系。他对于日本政府当年发动侵华战争的了解,也大多来自于历史教科书。“我高中时代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的基本都是真实的历史,我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大家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暴行’,认为‘日本必须向中国和韩国道歉’。但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几乎不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现在的教科书上写满了谎言——‘日本没有侵略过中国’‘日本是正确的’。”岩田告知记者。岩田大学毕业后,在长崎的一家银行工作。在那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地方,残疾人很多。一天,一位残疾人的话震动了他:“年轻人,你要回报社会,帮助穷人、残疾人,祈祷和平,阔别战争。”从那时起,他开始热情公益事业。45岁时在日本山妙法寺出家,终身未婚。“不要去中国!”当岩田的7个兄妹得知他决定自费到中国谢罪后坚决地反对。朋友们也劝告他不要轻易出门,由于“中国人很敌视日本人”。但很快,决然来到中国的岩田就感受到了中国人对他的热心和爱护。“从哈尔滨到长春、北京、天津、武汉、重庆、天台等,所到之处我都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我绝食谢罪的时候只喝水,因而有很多人在我身边放上好多杯水。”岩田说。岩田每次来中国,都能得到媒体的关注。“现在一些中国人认识我了,我前段时间坐出租车,司机还告诉我,他在电视上见过我。”岩田说,“很高兴有中国人知道我的事情,但是我更希望日本人知道我在做的事情。”在日本,几乎没有媒体采访过岩田,唯一一次是4年前,《朝日新闻》在他来中国的前夕采访过。这仅有的一次采访还是通过关系争取来的。“日本的媒体不是不知道我的事情,只是不敢来采访我,由于他们畏惧日本右翼的威胁。”“现在在日本没有人相信我,每次我来中国之后,日本右翼都会在网络上散布关于我的谣言,说我在中国住的都是高级酒店,拿着中国政府的钱。”岩田说。4年前,当他第二次中国谢罪之旅从哈尔滨开始时,日本右翼就一直开车随着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捣乱。在卢沟桥,岩田和右翼份子展开过一次“对骂”。但那次当面吵架以后,他有了对付右翼的新办法:沉默不语。由于有位前辈告诉他:右翼就是期望你回应他,把事情闹大才好。从此,碰上类似的情况他通常就低头不说话。尽管如此,却避免不了身边的人遭到牵连。岩田21年前被派到了山妙法寺的斯里兰卡分支机构,每次回日本后都会住在东京涩谷的一个修行地。右翼得知后,曾拿着匕首威逼那里的负责人,说如果再敢收留他,就把那里烧掉。“最近还产生了一件事,涩谷修行地的四五个僧侣在街上一边击鼓一边乞求和平时,被右翼打伤了。”岩田分析说,这有两个原因,1是由于他们收留过他,还有就是右翼好战,不喜欢僧侣乞求和平。“但祈求和平是我们的工作,即使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除外部的武力打击,还有来自寺庙内部的威胁。曾经有个级别较高的和尚希望他屈从右翼的压力,并当面告诫他,以后不准再去中国,否则就脱去他的僧袍。“不过,寺庙内部的意见存在分歧,也有人支持我来中国谢罪。” 这使得岩田没有被逐出寺门。当记者告知岩田,日本的网站上有关于他此次来中国的信息时,他开始担心右翼也知道了这件事。“我一半高兴有日本媒体在关注我的行动,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右翼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最怕的是他们又到寺庙去威胁其他僧人,也怕寺庙屈于他们的威胁,真的强制我脱下僧袍。”岩田说。从上次来中国到现在的4年时间里,岩田基本都呆在斯里兰卡,由于腿部疼痛,乃至很多时候都没法走路。 “两年多前,印度有个很重要的佛教大会,我本来应该去的。但是身体太差,又没钱,就没去成。”此次回日本,岩田一方面要医治自己的腿病,还要努力召募一些善款。这些年来,他到各地谢罪的费用主要靠召募而来。80多岁的佐佐木就是他的支持者。佐佐木是岩田年轻时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板,2战时曾在中国经商,日本战败后,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回到故乡。在岩田辞职后的50年时间里,佐佐木一直给予他精神和经济上的帮助。“他们住在福冈,我有时来中国是从福冈走,佐佐木和他80多岁的妻子都会到机场去送我。”但这位一向坚毅的老人内心也有酸楚,“右翼在日本已经把我渲染成了‘坏蛋’,一个人这样坚持过来还是很难的。自己做的事情不被周围的人,特别是不被家里人理解的时候,更觉得艰苦。其实我一直有着赴死的觉悟”。岩田说,他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倒下。“最近在跟朋友开玩笑商量我的身后事,我打算把骨灰一部分埋在日本,一部分埋在斯里兰卡。我自己觉得可能离大限不远了。”一直跳跃在岩田脸上的笑容此时消失了,浑浊的眼中掠过一丝哀伤。当记者问到,在这么多年的坚持中他收获了什么时,岩田又恢复了幸福的神情。“我记得高中时候的校歌里有一句是:朝着理想的彼岸大胆前进。”兴奋的岩田还当场为记者唱了起来,“我还记得那时的校长,年纪很大了,但是很精神。他总是在早上训话的时候说,年轻人,你们必须要有理想。”岩田说,他怀抱的希望就是中日能够和平友好相处,大家能够手拉手共同奔向美好的未来。他在坚持谢罪的过程中,感到了为实现梦想而努力的快乐。“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能够对日本的年轻学生们产生影响。我相信做正确的事情总是会碰到很多阻碍,但是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阻碍,我的初衷都不会改变。”岩田隆造还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在有生之年得到中国给他颁发的“中日和平奖”。他说,如果能给他一个这样的奖,一定会在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日本的年轻人一定会问他获奖的缘由,那时,他们就有机会了解历史的真相。“而且,右翼势力就不能轻易地把我从寺庙中驱逐出去。”本报记者 屈 菡 毛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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