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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兵忆延安生活把孩子送老乡几乎成风气

2019-06-07 22:54:59
我是在延安结的婚。我的五个孩子里,头两个是在延安生的。一个是大儿子延风,一个是大女儿乔乔。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1942年夏天,在延安平剧院工作时,组织上批准我和一达结婚了。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俩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窑洞里,就算是成家了。可是,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连被子都没有。
  
  一达是1938年夏天从北京出发去参加抗战的。他父亲是北洋时期的将军。他出门时,带了一大箱子东西,不光有被子、褥子,还有西装、长袍、礼帽、围巾,全得很。在绕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长道路上,他的钱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变卖东西。同行的乌兰还资助他。到西安时,他把箱子连同几件西服都搁在当铺里了,用当来的那点儿钱,步行十来天,走到了洛川,进了抗大六大队。从那时起,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和一达是鲁艺戏剧系第三期的同学。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王异。来延安前我在开封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念书时,老师给每个学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Rita(瑞塔)。不料在延安也兴这个,好多人都有外文名字。王异从小英文就学得非常好,但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后,让我给他也起一个,说要跟我的接近。我就说:“你的名字音'异',要跟我的接近,英文就叫Yida吧。”他就用了这个英文名。我这样叫他时间长了后,他索性根据这个Yida,把中文名改成了“一达”。他的名字就这样改了,结果叫了一辈子“王一达”。前几年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栏目里,还找两个年轻演员,把我们这故事演了一遍。
  
  我们在分配给的小窑洞里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窑洞在高高的半山上,要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才能走到。那地方叫张崖,下面有一道悬崖,当时没什么老百姓。现在那里是延安市卫生学校所在地。
  
  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我从别处找来点儿旧蓝布红布,铰出图形,在白粗布枕套上,一针一线地绣上补花。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我们结婚那天,来了几十个人。我二姐和她的长子孙泱来参加了。当时康生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院长,邓洁是副院长,也都请来了。康生来了就说:本来贺老总要和我一块儿来的,但是毛主席叫他到杨家岭去了,有事儿,来不了了,我就代表他了。康生先讲话祝贺我们,还没讲完,突然江青也来了。因为没请她,所以大家都挺奇怪的,笑着问她:“怎么江青同志也来了?”江青那会儿有点儿大大咧咧的样子,说:“毛主席让我来的。主席说咱们延安的两个大主演结婚,你还不去?就让我代表他来祝贺你们。”大家猜想,可能是贺龙同志到主席那儿开会,说到当天我们结婚,毛主席就打发江青来祝贺了。
  
  那天,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同志,都在一张粉红色的签到纸上签字。这张纸是我们剧院搞美工的朱革设计制作的,也就现在的A4纸的一半儿那么大。在这张纸的中间,他用刷子蘸红水在纱网上刷,喷出来一个预留了大“囍”字的红心图案,又用粗红笔给“囍”字描影,再给这张纸上画点儿简洁的橄榄枝装饰,旁边有我和一达的名字“任均,王异”,然后写着: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1942.8.19.
  
  谁来了,就在这张纸上任意地方,不管横着竖着,随意签上名字。这张纸我一直保存着,留到了现在。数了数,那天在我们这张简易“签到簿”上签到的,有五十来人。我今天还能认出来的签名有四十个:
  
  卜三、王镇武、方华、邓洁、石天、石畅、朱革、刘国珍、齐秀林、江青、孙泱、李纶、何靖康、张一山、张一然、张东川、张扩勤、阿甲、陈怀平、尚山康、岳建邦、罗合如、孟广生、孟庆成、赵荣美、赵奎影、荆璞、袁广和、贾醒民、徐万恒、徐闰州、徐特、梅松、崔炳玉、康生、韩洪涛、简朴、薛恩厚、霍秉龄、魏晨旭
  
  有几个名字,我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五个同志签的是他们的外文名字,我现在也对不上号,想不起来是谁了。
  
  那时候结婚没有送礼一说。我记得,那天只有阿甲同志送了我们一张画儿,是主婚姻和合的“和合二仙”,贴在了我们窑洞壁上。结婚前,院长康生曾托人送来封信,说:听说你们要结婚,我先送个“秀才人情”。他送的是他写的一幅字“志同道合”,装在那信封里。还有是张一然同志送了首诗,用杨四郎娶铁镜公主的故事笑说一达在延安结婚,以此相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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